江青、李讷和毛泽东在延安

☆本文作者系文史学者，原江青秘书杨银禄

李讷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居住地点不定，生活很艰苦，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年考进北大历史系。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年休学一年，年才大学毕业。

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

毛泽东、江青与李讷、毛远新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李讷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李讷与周恩来的合影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文革时期的江青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

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

张春桥很快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毛泽东逝世后的江青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吼道：“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当车开到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打铃叫我进去，并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况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气，出虚汗。

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李讷近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还带了不少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能自理。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顾，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