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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推荐： 一个可以让你更健康的靠谱 东汉安帝年间的三公曹陈忠，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据《后汉书》记载，陈忠曾向安帝提出过一系列废除酷刑的主张，其中一条便是：“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狂易者，即狂而易性之人，约等于今日所说的重度精神病患者。狂易者杀人，应当减轻刑罚，如果他的父母、儿子或者兄弟愿意代他而死，可赦免其罪。由于获得皇帝的支持，陈忠的建议暂时得到了推行。
不过这条优待精神病人的提案，遭到了后世许多非议。《后汉书》作者南朝人范晔，在给陈忠盖棺定论时，赞美他有“宰相之器”，唯独不满的，是这条“狂易杀人”提案，认为这使得“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祸”。精神病人，被视做“不善人”。先秦经典《荀子》道：“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可见如果心灵无法管理好身体，就如同君主无力治理好国家一样。所以精神疾病的发生，往往反映出“心”的缺陷。
尽管精神病被视做心灵有缺陷的人，但继东汉的陈忠之后，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宽宥，依旧被提上了日程。到南北朝时的北齐，法律上正式出现了对精神病人的优待条例。《隋书》所引《齐律》上道：“合赎者，……老小阉痴并过失之属。”这里的“痴”，即精神病中的一种。老小阉痴，可以以赎代刑，但若是犯反逆、大逆、叛、降等重罪十条，则不可以赎。北齐之后，对待精神病人的立法逐渐完善起来。 为何要宽恕精神病？《唐律》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法典。其中受法律优待的群体，包括“老小废疾”。老小容易理解，何为废疾？以《唐律》为基础的宋代刑律，在《户婚律》中对此有明确解释：“痴哑、侏儒、腰脊折、一支废，如此之类，皆为废疾；癫狂、两支废、两目盲，如此之类，皆为笃疾。”可见废疾是程度较轻的疾病，笃疾是重症。精神病中程度较轻的“痴”被归入废疾，程度较重的“癫狂”则被归入笃疾。
之所以对“老小废疾”减罪，据唐朝开国功臣长孙无忌解释，是因为“矜老小及疾”，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出于怜悯。这是一种统治者的仁政。具体的优待办法是：年龄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患废疾之人，犯流罪以下，收赎，犯三流及死罪则依律处斩；八十岁以上及十岁以下及患笃疾之人，不仅流罪收赎，即使犯盗及伤人罪应死，也是收赎，只有犯反逆、杀人这类大罪，才需上请，即奏请皇帝裁决。而上请的结果可能是收赎，也可能是依律处斩。
这种以赎代刑的方式，为历代所沿用。比如元代的收赎标准，据《元典章》记载，是每杖笞一下，罚纸币中统钞壹贯。而一条命的赔偿金，则因时因人而异。《元典章》记载的一起“心风杀人”案中，以精神病人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作为“苦主”的偿命钱，也就是说交50两银子，作为受害人的丧葬费。
不过对精神病犯罪的宽大处理，也并非没有限度。杀一个人可以免赎，要是杀了许多人呢？18世纪后半期，清廷对此作出了严厉的新规定，即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精神病人杀了一家三口或三口以上，将被判处死刑。杀人的“免死金牌”，有了一个使用“额度”。 他到底有没有病？ 北齐以来，精神病人犯罪，享受到法律上的种种优待。但要落实这些优待措施，却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是精神病人的鉴定问题。唐太宗李世民就遇到过这样一起案子——
《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唐贞观年间，有一位叫李好德的相州人，因为精神错乱而犯了“妖言罪”，被逮捕下狱。幸运的是，掌管刑狱的大理丞张蕴古同情好德，向太宗上奏求情说，好德有癫狂病，按律不当判罪。太宗也因此宽宥了他。不过好景不长，有一日，李好德突然变得如正常人一般，和张蕴古在狱中玩起了博戏游戏。很快，这件事就被报到了太宗耳中。太宗大怒，认为李好德装疯欺君，于是改变主意，命人将李好德斩于东市。但不久之后，他又隐隐不安。
的确，唐太宗很可能冤杀了李好德。李好德可能是一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会一时疯癫，一时正常。不过我们也不必苛责古人。即使在医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对精神病准确鉴定仍非易事。所以为了对精神病人作出适当处罚，古人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
据学者蒋铁初研究，在古代社会，鉴定精神病一般有几种办法。其一是作医学鉴定。这种办法似乎最科学，但在对精神病缺乏足够认识的古代，鉴定结果往往不准确，尤其是对于间歇性精神病的鉴定，更是难如登天。
更加靠谱的办法，是“查户口”。唐代法律规定，在登记户籍时，必须对老幼疾之人予以载明。这条规定的本意，是便于在征税时对老幼疾之人进行减免，但客观上，它对刑事诉讼中精神病犯罪人身份的证明，提供了有力证据。一旦犯罪事发，检索户籍，若发现其为废疾、笃疾之人，身份就可基本确认。
最后一种办法，是根据犯人在犯罪或事发时的言行状况来判定。显然，这种方法没有客观的标准，一般依赖于执法人多年的经验或习惯，所以会出现误判。比如明洪武年间，御史袁凯被下狱论罪，便佯狂装疯。朱元璋听说得了疯癫症的人，皮肤是没有感觉的，于是命人用锥子刺袁凯。袁凯果然毫无痛感，还对着朱元璋哈哈大笑，令多疑的皇帝放下心来。最终袁凯得以告免，获得善终。 杀了父母，该不该减刑？ 在古代，对于精神病罪犯的优待，除了面临鉴定困难的问题外，还有更大的挑战——精神病的犯罪类型，很容易触犯到传统社会的政治或道德底线。
年的一位女精神病患者，便不幸犯下了这样的大罪。她是江苏农民花芳荣的妻子蒋氏，因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一直被丈夫锁禁在家中。一日，花芳荣外出，将妻子交由母亲薛氏看管。薛氏看儿媳非常安静，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解除了她身上的锁链。谁知蒋氏刚获自由，便发起疯来，就近抓起一根短棒，冲向婆婆，往头上狠命一击，薛氏丧了命。
事发之后，关于蒋氏该判什么罪，引起极大争议。江苏巡抚王度昭提议宽大处理，因为作为疯癫症患者，蒋氏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法律责任。而清朝对精神病杀人罪的处理，也是按照过失杀人罪来轻判。不过刑部官员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蒋氏应被判处凌迟之刑。
刑部的法律依据，是大清法典中关于杀父母的判刑规定——杀父母分为谋杀和过失杀两种：凡谋杀祖父母、父母致死亡者，皆凌迟处死；若过失致祖父母、父母死亡者，流三千里。显然，刑部官员将蒋氏杀婆婆判定为谋杀。
不过，作为一名没有健全意识的精神病人，蒋氏本不该承担谋杀的罪名。按照刑部的解释，这一切的关键，全在于“蒋氏係殴死亲姑薛氏之犯”。
亲姑，即丈夫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一旦成婚，就成为夫家正式成员。杀害丈夫的父母，几乎等同于杀害亲生父母。而中国是一个极度重视家族伦常的国家，父子人伦又是家族中最神圣的关系。因此杀父母，触碰到了儒家人伦的底线。
在精神病人的宽宥传统，和神圣的家族伦理之间，蒋氏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年，康熙皇帝作出了最后裁决——将蒋氏斩监候，秋后执行。这个判决，既未按过失杀轻判，也否决了凌迟的建议，而是在中间取得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其实关于精神病杀父母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历代统治者。在统治者比较自信、立法相对宽和的唐宋时期，精神病人杀父母如杀一般人，并未被特殊对待。元朝时，精神病杀父母的处罚才被单独规定。按照元朝律法，如诸子孙弑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因病疯狂者处死。杀父母不能收赎，而是要判处死刑，惟一与常人有别的是，用一般死刑代替凌迟极刑。
在清代，杀父母的惩罚更加严酷。蒋氏杀婆婆虽能得到有限的减刑，但对于杀害亲生父母的精神病人，却无一例外被判处凌迟之刑。比如雍正四年()，一名叫丁七十四的精神病人杀母，就被判凌迟。即使在被执刑前，丁七十四因感染时疫死于狱中，直隶总督仍向皇帝上奏，请求对他施以戮尸。
在杀父母问题上，精神病被当做了常人，不再得到法律的任何怜悯和宽恕。19世纪修订的《大清律例》中，更是明文规定：“其子孙殴杀祖父母、父母之案，无论是否因疯，悉照本律问拟。”与杀父母类似，弟杀兄、妻杀夫等，虽不至于被判凌迟，也往往受到死刑的严惩。而如果是父杀子、兄杀弟、夫杀妻等，处罚则轻得多。道光年间一位叫曾金榜的四川人，因疯砍死其子，就按过失杀人处理，仅仅被命锁锢监候而已。
家族中长幼尊卑的关系，成为精神病杀人案量刑的一个潜在标准。 “妖言”能否惑众？
除了“伤害罪”，精神病人还经常会犯“妖言罪”。“疯言疯语”的妖言罪，往往会说出大逆不道之语，冲击着专制王朝的政治底线。这个问题在清代尤其严重。
第一个遇到此类问题的，是雍正皇帝。
雍正八年（）七月初六日，广西巡抚金鉷接到一张奇怪的红色拜帖，上书“真明天子刘芳杰拜”。很快金鉷就查明，这位自称“真明天子”的刘芳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人。不过他仍向皇帝上奏，提议将这个疯子处死，“以儆地方所有疯人”。接到奏折的雍正皇帝却十分淡定地批示：“若实系疯病，何必至于处死？”
对于精神病人的谋逆之罪该如何处理，大清律例并没有明文规定。最终的处理结果，全凭圣裁。这不，雍正的儿子乾隆，就另有一番想法。
乾隆十八年（）五月，孔子第七十代孙、衍圣公孔昭焕遇到了大麻烦，有一位叫丁文彬的浙江人，自称是他亲戚，携带一批书籍来拜访。孔昭焕记不起自己在浙江有啥亲戚，只觉得此人形迹可疑，便命人搜身，结果令他惊出一身冷汗。丁文彬携带的“原创书籍”中，竟有许多大逆不道之言，不仅写有“大明”、“大夏”等词，还自创“昭武”伪年号。孔昭焕连忙将此事上报皇帝。经过一番调查后，这位自创年号的大逆之人被确认为疯病患者。即便如此，乾隆仍下令将丁文彬凌迟示众，连丁文彬的兄侄也被株连。可怜丁氏一家，就被一个精神病患者害得家破人亡。
乾隆一朝，“疯话案”此起彼伏。对于这些“疯言疯语”之人，乾隆无一例外处以重刑。其实对于“疯发无知”的精神病人来说，任何的处罚措施，都不可能威慑到他们。但这样的刑罚，却会对正常人产生威慑作用，以警告众人不可怀有二心，正如乾隆自己所说的，“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 （摘自《中华遗产》 文／清平乐） 新刊推荐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