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阿尔兹海默症仿佛很遥远，但就在我们身边。当你不能体面地与我道一声：“再见……”

年，病，来了。

那天，母亲和我拉家常时很随意地说：“我把谁是你嫂子忘了。”这是母亲大脑第一次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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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日

母亲出问题了。

医院神经内科检查，诊断结果是母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是中早期。

“她平日都有哪些变化？”医生同情地看了看母亲，扭过头来问我。

母亲笑眯眯地看着医生，很和气地抢先答道：“我肺子不好，一到冬天就犯病，这是老毛病了。”

“咳嗽吗？”医生同样很和气地回问。

“咳，咳得厉害，痰也多，严重时晚上都躺不下。”母亲很耐心地向医生介绍自己的病情，医生亦很耐心地听着，尽管——很显然，他问的并不是这些。

的确，母亲都有哪些变化呢？这些变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吗？还是今年以来？抑或是更早些？

起初的变化太微小了，小到难以察觉。

这一年多来，母亲经常头晕，嗜睡。嗜睡是变化吗？后来母亲开始健忘了，比如放好的东西就找不到了；再比如出门购物时，本来挺熟悉的地方，她却表现出陌生感。“这地方我来过吗？”她时常疑惑地自语。

一开始，这些断断续续的现象并没有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一来，我们认为这是老年衰退的自然现象；二来，北京这几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小菜店变成大超市，小胡同变成大马路，偶尔认不出过去熟悉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回想更早一些，去年，父母亲到日本探望在那里定居的小女儿，妹妹曾告诉我：“咱妈有些‘路痴’哎，我家离公园一百五十米，爸妈每天去散步，妈却不认得回家的路。”她笑着说，我笑着听，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今年初春，发生了一件事情，才让我对母亲的糊涂感到不可思议了。

那天，母亲和我拉家常时很随意地说：“我把谁是你嫂子忘了。”这是母亲大脑第一次死机。

开始我权当是玩笑，一点儿也没往心里去。我家与嫂子家是世交，嫂子还是一个小姑娘时，母亲就认识她了，并且一直很喜欢她。

“是吗？”我笑着说。

“真的，你别笑。”母亲看我不信，认真地说，“那天我突然想，阿囡（我嫂子小名）长大后嫁给谁了呢？多好的姑娘，谁家娶回去谁家有福气，可是我却想不起来她和谁结婚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是啊，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我就拼命地想啊，阿囡到底结婚了没有呢？她的确是结婚了，婚后还生了一个儿子呢，生了挺好的一个胖小子……那孩子小名叫东东……东东，东东是我孙子呀！那，阿囡是嫁给我儿子了？”

绕了一大圈，母亲终于推理出阿囡原来是自己的儿媳。对母亲的话我将信将疑。我把这件事告诉嫂子，她也只是笑，全然不肯相信。

这事过去没有多久，母亲的大脑又出现了第二次死机。

大约是4月吧，一个周末，天上下着小雨。

我正在自己家里闲读，电话铃响了，是母亲打来的。

“快回家看看，家里出事了。”母亲的声音并不急切。

“出事了？什么事？”

“你爸爸病了。”

“爸爸病了？什么病？感冒了？发烧吗？”

“也没什么大病，不严重，总之你回来看看就是了。”母亲支吾起来。

我不再多问什么，出门，上车，一脚油门开回家去。

母亲在楼门口等我，脸上的表情有些怪异，看到我来了，她如释重负，拉着我的手，似乎并不急于进屋，而是死死地盯着我的脸，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来：“我把你爸爸忘了。”

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迷惑不解。

母亲接着说：“你看，是这样。早晨，你爸爸说不舒服，不肯起床。我让他去门诊部看看，他也不肯动，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天还下着雨。我望着他，心里就想，唉，要是能有个人帮帮我多好呀。人家都有个丈夫，遇事有个依靠，我的丈夫是谁呢？谁来帮助我呢？于是，我就问你爸爸：我嫁给谁了？你爸爸直愣愣地看着我，不回答。我一下子想起来了，眼前这个人不就是我丈夫嘛！幸亏你爸爸耳朵不好，他没听见。我想：得，犯错误了。没法子了，赶紧给你打电话。我的脑子这阵子老是犯糊涂，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呢？”母亲说着，一副颇为苦恼的样子。

我很惊诧。母亲一辈子身体不好，几十年饱受各种病痛折磨，唯有头脑格外聪慧。

进了屋，父亲还躺在床上，有些感冒，不碍大事。看到我回家，他很高兴。

我笑嘻嘻地问：“爸，刚才妈和你说了什么，你听见了吗？”

“怎么没听见？她问我，她和谁结婚了。”

“那你为什么不回答？”

“我没心思和她开玩笑。”父亲也没有意识到，母亲那时可能出了问题。母亲的糊涂故事变为笑谈，并且很快被淡忘，没有引起家里任何人的警惕。

之后，夏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才令我开始警觉，看来母亲的记忆力真的出问题了。

7月的一天，母亲对我说，她的凉鞋坏了，需要买一双新的，还有老头儿的鞋也需要添新的了。

“你有时间吗？我想让你陪我去买买东西。年纪大了，一个人出门不行。”母亲一脸诚恳地和我商量。这段时间她一直不愿意自己出门，也许是意识到自己不认识路了，这令她失去了安全感。

“当然可以。可是上周我们不是刚刚一起去买了凉鞋吗？”

“买了？去哪里买的？我没去。”

“东安市场啊，我开车拉着你和爸爸去的。”

“东安市场？我更没去过。”母亲说得很肯定，“我真的没去过。”

申辩是无用的。我站起身，径自走到衣柜前，翻出上周新买的两双凉鞋：爹一双，娘一双。

“这鞋是哪儿来的？不是我买的，我没去过东安市场，我至少有十年没有进城了。”母亲望着鞋，依旧困惑地坚持着。

说什么好呢？上周，在母亲的要求下，我陪老两口儿去逛王府井。在重新装修开张的东安市场里，母亲为父亲选了一双黑色网眼皮鞋，而我则为母亲选了一双乳白色平底羊皮凉鞋。

母亲的脚纤瘦，找到一双合适的凉鞋十分不易。我去付款回来时，看见母亲正在帮助父亲试鞋，老两口儿相濡以沫的样子让我心里涌动起一阵阵感动。母亲当时兴高采烈地说，好长时间没进城了，城里变化真大，东安市场变得这么漂亮。

没有想到，才过去这么几天，这些事情已经全然不在母亲的记忆中了。

母亲从我手中接过凉鞋，当即穿在脚上，左看看，右看看，十分满意地说：“这鞋真秀气，哪儿买的？现在街上卖的鞋都是大方头的，不好看。”

“东安市场啊。”

“东安市场？你什么时候去买的？”几分钟工夫，母亲似乎又忘了刚才的争论。

那天饭后，和父亲闲聊。

父亲说：“不知为什么，你妈妈近来性情改变许多，过去她喜欢安静地待在家里读读书什么的，现在好像在家里一分钟都待不住，老是想到外面去走，见到谁和谁聊天，不愿意回来。还有就是爱忘事。

楼上老张上周去世了，我们一块儿去八宝山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第二天在院子里看见老张的老伴，你妈张口就问人家，老张好吗？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到了这时，我们都才开始意识到，母亲的脑子真的出问题了。尽管如此，我们却依旧没有感到什么危机，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母亲的变化并不大，她还是过去那位得体可亲的母亲。

“要说她的变化嘛，除了偶尔犯糊涂，爱忘事，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变化。”面对医生的提问，我很不自信地回答。

“你和父母同住吗？”

“不，老两口儿自己生活。”

“她还能做家务吗？”

“做啊，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家里一般的事情都是她在做啊。”这些年，我一直张罗着给父母请一位保姆，可是母亲不同意。

“其他还做什么？”

“其他？其他就是到老年活动站看看杂志，取牛奶、取报什么的。”

“她还能管钱吗？”

“管啊。”自父母结婚以来，家里的财权一直在母亲手中。

“那很好，尽量让她多做事情。不过也许维持不了多久了。这种病病程一般为九年，前三年丧失空间概念，病人容易走失；中间三年丧失时间概念，病人分不清昼夜，往往会白天睡觉，夜里起床，白天黑夜完全颠倒了；最后三年，病人会丧失一切记忆，他们不认识任何人，包括身边最亲近的人，同时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还有些人会丧失行走能力、说话能力、吞咽能力等，每个人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医生例行公事地介绍着疾病的常识，我认真地听着，心里却在暗暗地想：母亲不会走到那一步吧？

医院的大门，已是黄昏时分，林荫道上深秋的黄叶在残阳中瑟瑟颤抖，入冬啦。

哥哥闻讯赶来了。“都查清楚了？”他担心地问。

“嗯，是老年痴呆。”看见哥哥，我忽地感到很沉重。

“以后会怎样？”

“以后？发展下去当然会很严重。”

“咦！你怎么来了？”看到哥哥，母亲十分高兴，她似乎完全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2

年11月×日

昨夜失眠，满脑子都是母亲的病。

医生说，阿尔茨海默病病程大约九年，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母亲的生命将进入最后九年的倒计时。母亲一生和疾病为伍，难道越到暮年越悲惨，越要加倍地承受折磨？九年时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我不敢想，这九年我可怜的母亲将如何度过。

然而，母亲还有九年的生命吗？其实她能活到今天已经实属不易。

母亲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档案里，她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的是“没落官僚”。我的姥爷是前清时代的秀才，据说曾参加过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民国初年在东北地区做县官。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吉林省珲春市出差，买了一本《珲春县志》，意外地发现这本完成于民国十六年的县志作序人竟是我的姥爷崔龙藩，时任珲春县知事。姥爷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去世了，死得很是高风亮节。

小时候我常听姥姥讲姥爷的故事，年“九一八”事变后，位于东北边陲的珲春县首当其冲，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他们把姥爷抓到宪兵队，要求他与日本人合作，作为知事的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于是小鬼子们上了灌辣椒水等酷刑，推算那时我姥爷已有五六十岁了，在那个年代已属高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番折磨，眼瞅着人快不行了，才被日本人放回家，到家没有几天便过世了。母亲生于年岁末，姥爷辞世时，她只有两岁。

母亲是在姥姥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姥爷虽是前清遗老、民国时期的七品官，但却笃信一夫一妻制，所以姥姥是姥爷的填房。

关于姥爷的第一位妻子，姥姥从来没有提起过，我亦一无所知。小时候，我只知道母亲娘家的亲戚很奇特，和姥姥年龄相仿的是大舅妈、大姨妈，他们过年要来给姥姥磕头；和我同辈的大表哥、大表姐都比母亲还大十来岁，他们恭恭敬敬地称母亲小姑；还有年纪或比我大、或相仿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是我的表侄、表侄女，他们带我去公园玩，却叫我姑姑。

直到长大后，我才逐渐理清了这些复杂的家庭关系。姥爷的前妻为姥爷留下了两子一女，这位夫人过世后，姥爷迎娶了比他年轻几十岁的小家碧玉做续弦，这就是我的姥姥。

姥姥家是开豆腐坊的，日子清苦。姥姥曾告诉我，她小的时候，家里做的豆腐自己舍不得吃，都要拿去卖钱，她只能经常以豆渣为食，吃得直吐酸水，以至于后来，甚至这辈子她都再也不爱吃豆腐。

姥姥原本不识字，嫁给姥爷之后，开始跟姥爷学文化，亦被这位前清秀才熏陶得知书达理起来。姥姥嫁入崔家时，前房的三个孩子早已成年，当时我的大舅、二舅都已经是县长了，父子三人分别在东北的不同地方任职，而两位舅舅的家眷妻小都留在珲春公婆身边。

别看姥姥是小家女子，却识得大体，与前房眷属们相处甚笃。姥姥过门后，又为姥爷生了一男三女，母亲最小，在家中排行老七。母亲出生之前，姥姥已经生下了两女一男，本不准备再生了。可是没有想到最小的男孩长到四五岁时竟因一次意外事故夭折了，姥姥不甘心没有儿子，但后来生下的还是一个女孩，就是我的母亲。

医学上有一个说法，高龄父母孕育的孩子很容易产生各种缺陷，母亲出生时就先天不足、体弱多病，尤其是到了冬天，见风就咳，常常一个冬季足不出户。

姥爷去世后，姥姥就与舅舅们正式分家了。因为大舅在任职当地已经有了外室，大舅妈不愿意过去与大舅同住，因此，姥姥就领着崔家的长媳、长孙、孙女，还有自己的两个女儿从珲春搬到了齐齐哈尔，两位小脚妇女，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十来岁，最小的是我母亲，只有两三岁。这群孤儿寡母在一个屋檐下抱团取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分开。

家里没有主事的男人，我不知道姥姥是用了怎样的坚韧带大了母亲，也许只有中国妇女才具有这样的勇气和韧性。姥姥说，那时日本人规定，中国人不允许吃大米白面，只供应难以下咽、且消化不了的橡子面。为了让孩子们吃得好一点，她冒险躲过日本人的眼睛，悄悄地找到那些往城里偷运粮食的农民，从他们手里买些细粮。

“他们是进城卖柴的，冬天一到，他们就偷偷把整袋的大米、整只冻猪、冻鸡等藏在柴垛里运进城来，你要会找。”姥姥说这话时颇有几分得意。就在那样残暴、恐怖的鬼子统治下，姥姥还能为这群妇孺老幼撑起一个温馨的家。

因为病弱，母亲从小就得到了姥姥的格外关爱。还没有分家之前，有一年珲春闹伤寒，母亲和她的四姐同时患病，姥姥把更多的心思用在体弱的小女儿身上，没有想到，母亲从疾病中得以康复，她的四姐——一个原本更健康的孩子却命丧黄泉。

姥姥是旧式妇女，自己没有读过书，却深知学问的重要，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尽管是女孩，尽管身体不好，还是被送进了洋学堂。病歪歪的母亲时断时续地读到中学毕业，因为聪颖过人，虽然经常缺课，她还是通过了一次次的考试，完成了学业。看母亲小时候的照片，阳光可人，我一直想不明白，在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下，怎么也能长出如此天使般的孩子？

姥姥一辈子的使命似乎就是呵护这个小女儿，自打母亲出生以后，她从未离开母亲半步。母亲结婚后，她依旧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为女儿料理家务，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成分问题被逐出北京。

我是家里的长女，在做家务这件事儿上，自幼得到了姥姥的真传，买菜、做饭、洗碗、擦桌子、扫地、洗衣服，无一不会。姥姥是小脚，很多时候行动不便，我便成了她做事的拐棍。我五周岁前，我们家曾住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在我不完整的碎片式记忆里，曾有一个大雪天，我受姥姥的指派，穿过院子里长长的雪道，去买酱油。

还有的记忆是，我上小学时，正值中国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为改善生活，家家养鸡生蛋。姥姥要求我，每天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情是把白菜帮剁碎了喂鸡。有时作业多，担心写不完，我一边剁菜一边哭，姥姥丝毫不会心软，她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宽慰我：“急什么，一会儿剁完菜，把鸡喂饱了，你该做啥做啥。”

年，姥姥离开北京时对母亲说，以后家里的活儿，你就让晓华做吧，这些年我算是把她培养出来了。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姥姥让我从小学做家务，原来都是为了母亲。那一年我十四岁。

母亲二十岁结婚，二十六岁时，已经生下了我们兄妹三人。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妹妹出生不久，母亲因为咳嗽引发一次大吐血，险些丧了性命。西医已经放弃了，当时我们生活在沈阳，当地有一位特别有名的老中医叫王慈良，他给母亲开了几服药，母亲服用后居然神奇地康复了。我小的时候，母亲总是把这位医生的名字挂在嘴上，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着这个名字。

母亲三十多岁时，我们家搬到北京。也许是水土不服，母亲医院，这次是胃出血，大便排出的都是血，后来很长时间排黑便；胃出血治好后，又落下了十二指肠溃疡，吃东西要格外小心，本来就体弱的母亲这下更加弱不禁风了。

“文革”时期，父亲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一般这种情况家属一定会受到牵连，重则陪斗，轻的也要被找去谈话要求揭发问题、划清界限。可是谁都没来找母亲麻烦，大家都知道她是机关大院里有名的病号，好像是脆弱的瓷人，一碰就会碎了，谁都不愿来惹这个麻烦。

尽管没人招惹，母亲还是病了。

年1月，我去陕北插队，母亲当时正高烧卧病在床，临行前她送给我一件八成新的衬衣和一条西裤，说给我留作纪念，她说自己的病怕是好不了了，我这一走，没准儿再也见不到了。母亲说话断断续续的，毫无生气，似乎真的病入膏肓了，想想当时母亲其实还不满四十岁。

再后来，母亲五十多岁时又一次大病入院，这次是因为哮喘。这次发病又一次把母亲推到了危险的境地，她患了气胸，后又发展成气血胸，医生每天用粗粗的针管从母亲的胸腔里抽出大量的液体，谁都不知道母亲是否能够闯过这次病难。也就是在这次住院做全面身体检查时，我们才彻底搞清楚母亲一生体弱多病的根由。

原来母亲先天发育不全！她出生时身体整个左半部分的器官根本就没有发育完全：左肺动脉狭窄；天生没有左肾，只有一个右肾；左脑血管比常人细很多……知道了这些，母亲常年的体弱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医生推测，年轻时那次咳血阻塞了母亲左肺的动脉，失去血液供应的左肺彻底坏死并纤维化了，由此引发右肺代偿性肿大并挤压心脏，进而才引起母亲的肺心病、肺气肿、哮喘、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

母亲做心肺透视检查，在正常的位置是找不到心脏的，她的心脏不知何年何月早被肺挤到了左边肋骨的下方。连医生都奇怪母亲怎么能活下来，他说像母亲这样先天器官发育不全的人，至多只有二十几年寿命。母亲能活到五十多岁，还生育了三个健康的子女，这简直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从她那次大病到今天，又是近二十年过去了。如今七十多岁的母亲尽管依旧病弱，但是，还能持家，还能出门旅游，还能读书画画，说实在的，母亲能有这样的生活质量已经非常不错了。母亲知足，我们也知足。

快进入千禧年时，母亲又病了一场，一生带病延年的母亲对生死看得很淡，她平静地对我说：“我现在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想活到年元旦，那是我和你爸爸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而我也正好满七十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我能活到古稀之年，和老伴儿相伴五十年，这辈子知足了，我可以放心地去找我妈了。”

我相信母亲说的是真心话。母亲生性淡泊，是个极为干净、极为自尊的人，她不愿意带病苟活于世。“与其这样病病歪歪地活着受罪，不如自己痛痛快快地走了。”母亲曾多次流露出这样的想法。

疾病带给母亲多舛的人生，年过七十的她不该再承受新的折磨了，善终才是母亲应有的归宿。如何才能让母亲躲过这场厄运呢？我甚至在心中暗自希望，在那最残酷的病痛到来之前，母亲已经安然离世。

3

年12月×日

我开始查找资料，搜罗所有可以找到的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书籍，还有网上的相关信息。我需要清楚地了解这个病，更重要的是了解有什么治疗方法可以控制病情。

原来，阿尔茨海默病是以德国医生阿洛斯·阿尔茨海默的名字命名。这位医生于年发表医学论文，第一次把这种疾病作为单独的病症研究。

此前人们一直将其视为精神病症的一部分，在年出版的《精神病症》一书中，曾对这种病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没有欲望，也没有憎恨；没有愤怒，也没有慈爱；他们对过去最珍爱的事物，全然无动于衷……几乎所有痴呆病患者，都有某种荒谬的习惯或激情。有些人不停地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永远失落的东西；有些人步伐缓慢……还有些人则长年累月坐在同一个地方……或四肢摊开躺在地上……他们身体虚弱，只剩下皮包骨……若不幸瘫痪，许多并发症会接踵而至。”

现代医学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解释是：这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该病多见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起病缓慢而隐匿，病人及家人常说不清何时起病，根据认知能力和身体机能的恶化程度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1—3年）为轻度痴呆期。表现为记忆力减退，对近期事物遗忘突出；判断能力下降，不能对事件进行分析思考，难以处理复杂的问题；工作或做家务漫不经心，不能独立进行购物等经济活动；情感淡漠、多疑，社交困难；出现时间定向障碍和地理位置定向困难；言语词汇少，命名困难。这个时期的病人仍能做一些熟悉的日常工作，但对新的事物却表现出茫然难解。

第二阶段（第2—10年）为中度痴呆期。表现为远近记忆均严重受损，不能独立进行室外活动，在穿衣、个人卫生等方面均需要帮助；出现各种神经症状，包括失语、失认等；情感由淡漠变为急躁不安，经常走动不停，可见尿失禁。

第三阶段（第8—12年）为重度痴呆期。患者已经完全依赖看护者，记忆力严重丧失，仅存片段记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呈现缄默、肢体僵直等表现，有强握、摸索和吸吮等原始反射。最终昏迷，一般死于感染等并发症。

根据上述简单的医学科普知识，母亲的痴呆症还处于第一阶段，而那可怕的第二、第三阶段，我期待永远不会到来。

阿尔茨海默病病因目前尚不明确，据推测，诱因很多。年轻时脑外伤、家族遗传基因、老年血管硬化等都可能诱发此病。有人说，年轻时用脑过度会患此病；也有人说，年轻时不动脑子会患此病。

具体到我的母亲，她认为自己健忘是由于脑血管太细了，她还说这根本不算病。我也相信，大脑供血不足一定会是一个诱因，我期待这是母亲患病唯一的原因，而如果是家族遗传基因所致，那真是太令人不寒而栗了。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医治老年痴呆症的良方。医院拿回的药叫安理森，是一种价格不菲的自费药，一个月的药费是一千余元。医生说这种药可以有效遏制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速度。

母亲嫌药贵，我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尽管不能根治，但是能尽量维持现状也好啊。如果在母亲的有生之年，她的病状能永远停留在第一阶段，不再向前发展，那我们大家就都得救了。

4

年12月×日

母亲一点儿也不配合。周末回家检查安理森的剩余量，发现她根本没有按时服药，这令我有些不安。

“妈，您没按时吃药？”

“哦？也许是吧。我记不住，我吃的药太多了。”的确，母亲每天都要服用很多药，治心脏的、治哮喘的、治肠胃的，还有治头疼脑热的。

“我每天一把一把地吃药，这药是治啥的？”母医院看病的事。

我说，是治疗糊涂还有健忘的。

“那算什么病。人老了，糊涂就糊涂一点，忘事儿很正常，这也值当吃药？”

我不知道是否要把实情告诉母亲，告诉她这药对她很重要，它可以维持她的正常思维，比她现在服用的任何药物都重要。我不确定她是否还能理解当下发生的事情，是否能理解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病，如果她不能明白，告诉她毫无意义；而如果她还能明白，让她知道自己将在无可逆转的可怕状态下走完余生，对她是不是太残酷了？

中国人对病患和死亡的态度与西方人大为不同。西方人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患者，他们认为这是对患者的尊重；中国人往往对病人隐瞒病情，我们似乎认为这样做是对病人的爱护。

年，美国前总统里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坦率地向公众宣布自己的病情。里根说，他将这一消息公布于众是为了能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早期老年性痴呆症的警惕，并促使人们去更好地理解罹患此病的个人和家庭。

里根表示，他在上帝赐予他的有生之年，将一如既往地和爱妻南希及全家，在生命的旅途上行进。最后他表示：“当上帝不论什么时候召唤我归去之时，我将怀着对我们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未来的永远乐观而离开人世。”

母亲没有宗教信仰，她会用什么态度对待疾病呢？

如果我能把母亲的病情告诉父亲，其实可以请他督促母亲按时吃药。可是我却不能这样做，父亲已经八十岁了，承受力随着年纪衰老而减弱，如果告诉他，只会带给他无尽的烦恼和负担。还是不说吧，看病情发展，让父亲逐渐接受现实也许比较好。医院回来时，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父亲，母亲因脑血管太细，因此开始有些糊涂了。

“妈，我每天打电话提醒你吃药好了。这药很贵的，不能浪费了。”我叮嘱道。

“对！这药是花钱买的。”母亲好像想起了自费购药一事，她从我的手中接过药瓶，摆在桌上最显眼的地方。

（注：本文摘自聂晓华《生别离》，经广西师大出版社授权发布，图片来自于网络。）

华文好书选读

《生别离》

聂晓华

广西师大出版社

此稿是作者十五年间陪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性痴呆）的母亲的日记。

作者聂晓华的母亲于年被诊断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

母亲的病情从开始健忘，发展到不断失去行走、进食、意识等能力，最终变成“植物人”，身体煎熬，意识远离。作为女儿的作者陪伴在侧，目睹母亲生命渐渐逝去的过程，为了从无助的绝望中挣脱出来，她以日记的形式零零散散、坚持记录了十五年。日记中，除了客观记录病情发生、发展以及症状、应对，也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和对亲情的感怀。

本书文笔流畅、叙事质朴，没有刻意煽情，但是因其真实、真切的细节，常能让人感同身受，潸然泪下。作为中国版的《恍惚的人》，在当下老龄化问题加剧的背景下，此书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