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 “危机”想象与美国革

本文作者：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inChina,年03期3、联邦立宪运动中的“危机”想象

虽然战争的结果是美国的独立得到了承认，但立国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在建国精英看来，战争早期建立的各级政府体制，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暴露出愈益严重的弊端。从18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大力推动政治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进程，可以说是美国革命的又一个高潮，其完成则标志着革命的结束。这也是一个颇具风险、争议迭起的进程，其间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群体再次以“自由”为核心元素制造各种“危机”话语，以支持和强化各自的建国主张。对拥戴强大的全国政府的建国者来讲，“民主”所固有的“无法无天”式的“滥用自由”，乃是危害“自由”、使“自由”再次堕入“危机”的主要本源；因此只有确立一种有效的政府体制来抑制这类“滥用自由”的偏向，才能挽救“自由的事业”，使“合众国人民”永享“自由的福祉”。然则在反对人士看来，新宪法确立的恰恰是一种危害自由、走向奴役的体制，可能使美国的“自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般认为，—年的联邦立宪运动，是邦联时期的严峻情势和邦联体制的危机所引发的反应。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邦联时期的美国其实不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埃德蒙·摩根直接了当地指出：“任何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必须承认，在《邦联条款》实行期间，合众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伯纳德·贝林也认为，18世纪80年代并不是一个守旧或“对革命的反动”的时期；“在这些年代，美利坚的能量得到巨大的释放，席卷生活的每个角落”。其实，在当时人的言论中也能找到这样的颂词：“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个新世界出现了多么惊人的进步！自然的面貌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居民们又是多么地与众不同！自由、学识和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仿佛超出了大西洋，而在美利坚的海岸落户。感谢我们的先辈，感谢天意的福佑，仿佛可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地方像这个国度一样，具有这样多的知识、这样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不过，当时持这类乐观看法的人士其实不多见。相反，许多人对时局表示不满和耽忧；而且，中下层民众所表达的不满，与社会精英的看法大相径庭。其中主流偏向是担心美利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由，可能丧失于“滥用自由”而致使的“危机”当中。表达这类见解的人，既有不甚知名的政论作者，也有主导建国进程的重要人物。

用时10余年的反英和独立运动，在北美社会造成了深入的变动，也带来了延续的扰攘和动荡。在战争结束以后，稳定和平静的气象并没有随之出现。一方面，经济形势起伏不定，社会结构产生剧烈变化，很多人的境况都遭到了震动；地方社会的冲突，民众对抗政府的行动，在许多州都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自革命开始以来，各州政治格局大为改观，一些新近取得权势的“新人”，在州议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围绕社会关心的问题采取立法行动，引发剧烈的分歧和争辩，更加重了当时那种不安的气氛。根据历史学家戈登·伍德的研究，这类情形使一些精英人士感到，正如当初英国政府滥用权利一样，美国人正在滥用其自由；他们满怀忧愁地看到，美国社会正迅速走向“无政府和无法无天”；这类状态如果发展下去，势必致使“人民的暴政”，也就是约翰·亚当斯年所说的“民主的专制主义”。到年制宪会议前夕，这类对新的“自由的危机”的耽忧，发展到更深的地步。年，一名牧师在康涅狄格议会发表布道演讲时强调，美国的繁华和幸福面临若干严重的威逼，其中第四个就是，人们不尊重自己选择的政府，也不遵照法律。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少这二者，不但不能久长保持幸福，而且连“文明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没法实现；暴政和独裁固然是“严重的弊端”，而无政府的危害更大。他提示说，人手中掌握的权利越大，滥用权利的危险也就越大；而“美国人民”手中掌握着地球上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曾具有的巨大权利，由于全部政府的权利都“任由他们处置”，这类权利如果被滥用，就会产生独裁暴政或贵族制，因此必须加以防备。次年，新罕布什尔一名署名“AmicusRepublicae”的作者发表文章，认为当时各州的政治情势十分危急，主要原因是有一部分人不尊重宪法和法律，不服从自己选出的政府官员，从而致使无政府状态或暴政的危险，并有可能引发内战，使外国权势有隙可乘，谋求成为美利坚人的主人，把美利坚人变成没有自由的奴隶。他认为，在独裁制度下，臣民遭到武力威逼而被迫服从，而共和政府的根基在于人民的自愿服从和支持；一旦公民丧失这类美德，共和政府就面临崩溃的危险；而这类状态一旦出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一切权利都会失去保障。他承认各州和同盟确切面临许多实际的困难，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可以解决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希腊、罗马等历史上的共和国，就是由于人们“无法无天地滥用自由”而覆亡；美利坚人应当吸取教训，由于他们奋力争取自由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滥用它。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重建公共美德，呼吁公民自觉服从和拥戴宪法、法律和政府，以有序的自治来保障自由。詹姆斯·麦迪逊从其特有的政治关心和建国理念动身，对当时的情势也是忧心忡忡。他在给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和埃德蒙·伦道夫等弗吉尼亚头面人物的信件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当前宪政的弊端实在是太严重了，以致很多人对共和政体感到失望，希望转而建立“不伤害根本原则的稳定政府”，也就是君主制。只有实行“对现行体制进行完全改革的计划”，才能使同盟永久存在，并“挽回共和制这1名称的荣誉”。他进而断言：“许多人业已看到，在一定程度上也必定为所有人所明了，如果不根据共和原则有效地组织同盟，那末新发明的某种更加难以接受的情势就会强加下来，或说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这个大国随之遭到支解，变成若干个敌对和敌视的同盟。”他在年回想制宪会议的由来时还谈到，当时美国面临的内外情势都十分严峻，那些“最不喜欢人民政府的人”，或那些极不相信其效率的人，都希望在混乱不断加重以后，能够出现一种更符合他们脾胃和观点的政府；而那些最忠于共和原则和情势的人，则担心自由的事业在美国的实验将产生危险，急切地盼望建立一种制度，以避免邦联的无效率，避免出现极端的集权政府。麦迪逊这里提到的“自由的事业”，就是共和制实验。伍德指出，当时对18世纪政治学理论略有所知的人都清楚，“危机”的实质是，美利坚各州的共和政体正在走向毁灭，因此危机是十分深入的，所触及的不是有限的政治或经济问题，而是全部共和制实验的成败。由于共和制与自由在建国者的观念中是可以划等号的，因此共和制面临严峻考验，也就等于自由处在“危机”当中。麦迪逊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发起并积极参与了新宪法的制定。他和其他聚集在费城的建国精英们都感到，当时美国情势危急，流弊丛生，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终究就会致使自由的丧失。他们认为，对自由的外部威逼已不再严重，而威逼自由的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具体表现为邦联体制不足以保证美国的团结和强大，美国人其实不具有实行共和制的美德，共和制政府前程堪忧；各州的立法和治理出现了普遍的不公正和低效率，由此构成了“无法无天”和“滥用自由”的局面。在制宪会议上，很多人在发言中都对情势表达了类似的忧愁。埃德蒙·伦道夫称，各地政府松弛，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而补救之策的基础乃是“共和原则”。他乃至说：“我们处在战争的前夜，只是由于人们对本次会议抱有希望才未爆发。”有人把这类状态归咎于“过度的民主”。在他们的观念中，民众总是倾向于无法无天、变化不定，因此“民主”乃是对自由的最大威逼。伦道夫在制宪会议开始时就直接了当地说，“我们的主要危险产生于我们(各州)宪政中的民主部份”。格里在谈到马萨诸塞的政治局面时也说：“我们经历的诸多弊端都产生于过度的民主。人民其实不想要美德，他们只不过是假装的爱国者的欺骗对象。”

在制宪会议结束以后，新宪法的拥护者一样采取了“滥用自由”致使“自由的危机”的话语方式，以强调采用新宪法的必要性。有位作者明确说，当年英国人预言北美殖民地与母国分离后，势必堕入纷争和骚乱；现在，这1预言仿佛要实现了：各州鄙弃同盟政府，谢绝缴纳征派，乃至制定了直接违背征派的法令，而同盟宪法又未赋予国会强制执行其政策的权利；“因而，自由变成了无法无天”；国内外和公私信誉都遭到了滥用；“美利坚目前的处境”就好比是一条暴风雨中的船，水手们把舵绑起来，任由风吹浪打。他呼吁：“啊，起来，美利坚人民！从你的冷漠中醒来吧！勇敢地寻求同盟团结一致的事业吧！解救你那正在沉溺的国家吧！”诺亚·韦伯斯特则说，美利坚各州目前的状态，比“自然状态”好不了多少；“我们引以为豪的州主权”远不足以保护自由和财产，反而时刻使之面临失去的危险。那些具有“最重的钱袋和最长的刀剑”的州，随时都可以使其弱小的邻居“称臣纳贡”，但却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利来阻挠这类侵害并挽救损失。他呼喊道：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自由！约翰·迪金森认为，美国的自由如果遭到破坏，其唯一值得耽忧的缘由乃是“人民无法无天的放纵”和“某些州的动乱偏向”，而不是同盟官员的密谋。如果有朝一日美国人的自由遭到了颠覆，那肯定是前面两个缘由中的一个。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第63篇”中，继续强调“滥用自由”而致使自由丧失的危险，称参议院的设置有助于抑制(通过各州众议院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滥用自由”的偏向。他写道：“自由不但可能因滥用权利而遭到威逼，也可能因滥用自由而遭到威逼；关于后者的例子与关于前者的例子一样多，而且，最让合众国耽忧的明显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些建国精英对18世纪80年代美国的情势采取了一种很不一样的视察方式，其看法与一般的理解大相径庭。他们并没有把当时某些地方民众由于债务和经济困难而造反的事件，看成是社会经济危机，而是说成因“滥用自由”而致使的“自由的危机”。他们所指责的那些“滥用自由”的人，1是控制各州立法机构、制定许多危害财产和稳定之法的“新人”；2是不服从法律和政府权威、公然造反的民众。他们对人性中趋恶的一面有着深入的洞察，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美德观也失去了信心，因此他们开出的救治方案不是重建美德，而是进行制度改革，也就是加强政府的权利和效能，使之有气力控制社会局势和处理紧急局势，从而赢得公民的自觉服从。明显，他们意识中的“危机”一样具有想象的性质，是他们为了推动自己所寻求的事业而对美国社会的某些问题加以夸大和渲染的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既然“自由的危机”源于政府权利弱小和各州和民众“滥用自由”，其解决之道只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足以控制各州，也足以控制民众及其领导人，保护财产，避免“滥用自由”的现象，以挽救和改良共和政体。拥戴宪法的“联邦主义者”正是用这一套话语来诠释新宪法的意义。照他们的说法，调剂州与州、州与同盟的关系，巩固同盟式的国家，保障国内外的和平与安宁，其终究意义就是保障财产和自由。约翰·迪金森指出，“一个使人悲伤、但可能有用的真谛”是，在“单一的共和国”，自由常常被一部分公民所破坏；而在联邦共和国，则常常被加盟的邦国所破坏；但同时使人高兴的是，政府“保护值得尊重的人而反对无法无天的人”的气力越强，他们的安宁与繁华就越能得到促进。另外一位作者说，当前美国的最大利益莫过于独立，既有内部安全，也有外部和平；“人民一切珍贵的利益”，如自由、财产、家庭和生命等，无不有赖于此。在休·威廉森看来，新宪法确立的政府是“一个可以提供稳定和荣誉的、具有光明前景的政府，可以不受外国侵犯和国内叛乱的困扰……通过这个政府，我们的商业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扩大；我们的产品和土地一定会升值；劳动者和技工一定会得到鼓励和支持。它是一种完全适合于保护自由和财产、爱惜良好公民和诚实之人的政府”。他们宣称，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全国政府，有利于控制“无法无天”和“滥用自由”的局面；由于“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自由就没法存在”；一旦“无法无天的放纵”得势，独裁就会接踵而至。有人干脆说，任何政府唯一值得向往的目标，在于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而最能推动这1目标的政府，不仅是最为完善的，而且也是最为自由的。在这些人看来，暴政和无政府一样威逼着自由，而精心设计的新宪法正好可以避免这两个极端。他们试图通过重新界定自由，来说明权威和秩序的重要。一名宪法的拥护者写道，有人称一旦采用宪法，所有的自由人都会变成奴隶，这是毛病的；恰恰相反，新宪法将避免任何专制主义，保护人民的自由免受侵犯，赋予任何“明智的人民”所能企望的一切自由；真正的自由“与无法无天的放纵是完全不一样的”，把自由理解为“让每个人都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并把它作为“我们的偶像”，这是“一种羞辱”；这类自由观应当被抛弃。诺亚·韦伯斯特也说，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以往人们有很深的误解；“许多人怀有这样一种见解，认为自由乃是一种不受任何控制地行动的气力。这是一种野蛮人都不曾享有过的自由”；“假定每个人都可以不受控制或不惧怕惩罚地采取行动———每个人都会是自由的，但没有人能保持片刻的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夺取其邻居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没有人能在他抵抗侵犯的气力以外安排更多的东西”。另外一位作者写道，“自由这个词根据其用法的不同，可以包括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也可以包括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那些无法无天之徒告知我们，一个强大的政府与自由是不相容的，由于它与他们的欲望和恶习是不相容的；他们想使我们觉得，强大的政府与人类幸福是对峙的”。他们还极力消除反对者对宪法威逼自由的恐惧。戴维·拉姆齐说：“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属于同一个等级的自由人，财产散布同等，地产占有完全是自由持有制，自由，获得信息的方式很常见；暴政在任何政府情势下都不能轻易出现，而在一个人民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由他们的代表间接选举或由他们自己直接选举全部统治者的政府中，就几近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北卡罗来纳批准宪法的大会上，一名代表也说，在有些国家，“统治者的独断偏向可能会颠覆人民的自由”；但“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几近每个人都是自由持有者，具有选举的权利，违背宪法的行动是不会得到被动许可的”。马萨诸塞批准宪法大会的一名代表也表达了一样的信心：“只要美利坚人保持目前这类心智开明的状态，酷爱自由的事业，他们就不可能遭到奴役。”汉密尔顿宣称，“没法想象任何有理性的人会建立一个不利于人民的自由的政府”；怀疑拥戴宪法的人都是遭到“野心的观点”的影响，是不公正的。一言以蔽之，新宪法乃是自由的屏障，而绝对不会危害自由。但是，反对宪法的人对此持有针锋相对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新宪法的出台，恰恰意味着自由堕入了新的“危机”。他们乃至直接了当地指责宪法是少数人企图毁灭自由的“诡计”。一篇署名“Centinel”的文章指出，一些“图谋私利和居心叵测的人”，成功地利用当前的“危机”，谎称发现了“治疗人民所有弊端的灵丹妙药”；但他们要建立的政府，对“人民”的危害比特洛伊木马更严重；有人还滥用华盛顿的名字，以掩盖其“侵犯人民自由的诡计”，在“人民”中间确立暴政。这位作者反复说，宣传新宪法的人乃是一些“阴谋家”，他们企图“剥夺人民的自由”；这是全部大陆的富人为了获得控制权而实行的诡计，由于他们在各自的州难以到达这1目的。另外一位作者说，宪法的支持者号称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实际上是极大地“滥用”了这个词，由于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提升和扩大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益”；如果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美利坚自耕农的自由、财产和生活中的一切社会舒适”都会成为这1“暴政祭坛的供品”；因此，他们所说的“联邦主义”，不过是指一个“反对人民神圣自由的同盟”，是一个“出身良好的少数人的诡计”。还有一名作者用夸大的语气写道：在英国承认合众国主权与独立以后，美利坚人民成了“天底下最自由国家的公民”；但如果在当前拟议的政府之下，哪怕是“自由的碎片”也难以存在。他称这一“新奇的政府”将是“一个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复合体”，是“世界上仅有的最为可憎的”政体。他宣布，那些“大胆的阴谋家”制定的新宪法，乃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方案”。反对新宪法的人否认邦联体制存在“危机”，指责制宪会议利用“危机”的假象来到达自己的目的。帕特里克·亨利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遭到鄙视的邦联，应当得到“最高的赞美”；它领导“我们”度过了一场漫长而危险的战争，取得了对一个强大国家的成功，取得了一块比欧洲任何君主所掌握的土地都要广阔的国土；难道这样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应当被指责为软弱无能、缺少气力而被放弃吗?有人谎称公民心中普遍不满现在的政府，这并不是事实；“中下层人民没有那些出身好的人如此愉快地具有敏锐的想法，他们的眼睛不那末容易看到潜伏的东西”。他乃至指责制宪会议破坏了本来宁静平和的气氛。他说，一年前“我们的公民”的心情是很安宁的；在费城制宪会议召开之前，这里普遍弥漫着“和平”和“宁静”的气氛；但自那以后，“极度的不安”就开始出现了，“我感到这个共和国处在极度的危险当中”。这一切来自那个“要改变我们的政府”的方案；如果现在采取了任何“毛病的步骤”，“我们就会被抛入不幸当中，我们就会丧失共和国”。他的这番话引发了许多人的反驳和攻击。彭德尔顿说，在费城会议召开之前，“共同政府”是完全不足以实现这1制度的目标，商业衰落，金融混乱，公私信誉被毁，诸如此类的弊端在全国不胜枚举；如果说此时人民心态安详，这其实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自己处在幸福和安逸的环境中，而是一种不负的精神麻痹；费城会议提出了一个旨在消除“政治不安定”的方案，怎样能说它引发了公众的不安呢?①麦迪逊也认为，各州其实不存在亨利所说的那种平和安宁的气氛，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有一些反对派其实不限于追究制宪者的动机，而是分析宪法的条文，认为它要确立的政府体制势必危害“人民的自由”。他们的基本看法是，革命已使美国人民具有了自由，而新宪法不但无助于保护自由，反而会使自由重新堕入危机。有位作者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揭穿了新宪法条文的缺点和危害，表达了宪法草案反对者的主要观点；其结论是，新宪法要建立的是一个具有君主制和贵族制性质的政府，自由只会变得徒有其名。帕特里克·亨利认为新体制的原则是“极为有害、失策和危险的”；现在这1转折的重要性，与当年从英国独立出来一样突出，由于“我们的权利和特权遭到了威逼”；信仰权利、陪审权利、自由、所有的豁免和选举权，所有“人类权利和特权的假象”，即便没有失去，也都变得不保险了。他认为新宪法存在许多缺点，尤其是“偏向于君主制”。他说：“你们的总统很容易变成国王。你们的参议院的构成如此不完善，以致你们最珍重的权利可能被一小撮人毁掉；一小撮人在这1政府里将会永久地延续下去。”他提示说，不能期望美国的统治者是诚实的好人，会自觉保护人民的权利；如果把“我们的权利”寄托在“我们统治者的好坏与否这1偶然性”上面，那岂不让全球都来责怪美国人“精神错乱的愚笨”吗?在历史上，把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置于统治者的善意这类偶然机会上面，岂有不失去自由的道理呢?这些反对宪法的人，大多没有单纯从经济着眼来讨论新宪法可能带来的后果，而强调它对“自由”可能造成的危害。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林肯明确指出，新宪法有一种“邪恶的偏向”。他自问自答地说，在过去十年里，人们在为何而奋斗?自由！“什么是自由?统治你们自己的权利”。如果采用宪法，这1权利就会交到“一群生活在一千英里以外的人”手中。人民一旦让自由脱离自己的掌控，其后果就是“自负而跋扈的贵族制”，并终究变成“独裁暴虐的君主制”。他告知人们：“目前在地球上没有人像美利坚的人民这样自由。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或多或少处在奴役状态。他们的宪政一部分来自运气，一部分来自刀剑；而美利坚的宪政则是他们选择的产物———是他们怀中的宠儿。”一名作者论述道，“如果美利坚要成为一个值得尊重的国家，人民就必须保存尽量充分的自由，这是我们赢得尊重的必要条件；这个国家的气力、荣誉和国民性情，完全有赖于此”；“任何缺少纯洁自由的东西都不符合革命的原则。自由的殿堂已在美利坚建立起来了……在我们失去了自由以后，我们国家的独立可能一天也保持不下去。正如黑暗带来夜晚一样，独裁将抹去美利坚帝国的名字”。他的结论是，“如果美利坚要变得伟大，她就必须是自由的；自由是她的心脏，是她的生命血液”；而新宪法的实行，势必致使自由的毁灭，进而造成美国的衰落。他号令：“作为决心要把神圣的自由完好无损地传承给后代的自由人和公民，我们庄严地团结在一起，不惜牺牲我们的财产和生命，来反对他们奴役我们国家的可耻图谋。”4、“自由的危机”与美国革命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建国精英的“危机”话语既不是当时现实危机的客观反应，也不是对它们的唯一表述，而只是他们站在特定立场上的视察和想象。在—年的北美，并不是没有社会问题和经济困难。特别是对许多中下层民众而言，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不满是广泛存在的。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殖民地的经济就遇到了困难：货币短缺，债务沉重，贸易缩减，城镇劳工失业人数上升。此时英国谋求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因此很多人指责英国旨在使殖民地堕入贫困和受奴役的地步。长达8年的独立战争，自然使许多人的经济地位产生了变动，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困难随之而来。特别是中小农场主深陷债务危机，处在破产的威逼中；城市下层劳工失业现象也一样突出。基层民众经常使用请愿书和指令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建议。但是，州和地方政府对此通常反应冷漠。在这种情况下，不堪其苦的民众便诉诸武力，以群体起事来阻挠法院开庭，围攻执法官员，冲击地方政府。可以说，普通民众用自己的方式表述了革命时期的“危机”。不过，他们的表述反而被建国精英说成是“危机”的表征。当时的情势经过建国精英的诠释，变成了一种有利于推行其建国方案的“危机”话语。也就是说，虽然普通民众对“危机”的感受和反应，对革命和建国的进程产生了间接影响，但其中起直接的主导作用的却是建国精英的“危机”话语。

建国精英的“危机”话语，一般是通过两个途径建构出来的。第一个途径是，他们采取聚光灯式的方式，使某些问题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凸现出来，同时疏忽或排除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他们很少讨论英国的征税措施可能对普通民众造成的经济负担，而集中抨击它们对殖民地的自由和权利的危害)；他们借助可以利用的信息传播渠道，渲染和夸大自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