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她母亲是一位“拎着三根手指头走天下”、活人无数的民间中医；医院校读书，同时拜了师傅，是一个有点“另类”的现代中医生；她自认为自己太理性而没有学成中医，学了中文，作过教师，当过律师，在妇联呆过，搞过企业，现在是一名检察官，可以说是这个中医家庭的“叛逆者”。如今她常常为没能将母亲的宝贵经验继承下来，传给女儿、留给社会而愧疚、自责。于是，从年4月起她将自己几十年来在这个中医家庭中对中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随笔的形式在网上连载，期望能给他人以启示和参考。

正所谓“旁观者清”，她的这种特殊背景和经历，使她能以一个“局外人”的平和心态来真实、客观地进行追忆、描述、议论，少了“当局者”的感情用事、空谈阔论，也没有对立者的误解成见、打骂攻击，完全都是真情实感，加上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良好的文字功底，整个文本夹叙夹议，细腻生动，自然流畅，读来犹如听一位长者在娓娓讲述那过去的事情，非常轻松惬意，引人入胜。中医的魅力，中医的神奇，中医的传承，中医的尴尬，中医的困境，中医的无奈等等热点命题……都随着她平实、真切的记述一一自然呈现，让你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产生共鸣，引发思索。

（31）她最有得抑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

一句“抑郁症”，我们这些非医学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得了抑郁症亲友的忙呢？因为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

专家说，对抑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我们能做的是帮助他防止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

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对我说：“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

据资料统计，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比例可近20%。按这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抑郁症患者，我应听从专家们的呼吁，要以平常心看待抑郁症和自杀。百分之四的同性恋能正常看待，20%的抑郁症能不正常看待？我理解的正常看待就是他们抑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他们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或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这些抑郁的人会不会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

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20个抑郁症患者。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抑郁症患者呢？”

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匡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

美国有位临床医生，他认为抑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认为他触摸到了抑郁的本质。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没有免疫力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时真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像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静养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像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

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抑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

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我曾见过两个老处女患抑郁症的不同结局。一个是我父亲的同事，一个是我的同事。父亲单位是西式管理，尊重个性，人格独立，保护个人隐私，不介入他人生活；而我们单位是旧式封建家长制的管理。两个老处女年过四十后出现了相同的症状，不安、躁动、多疑、妄想，同事逐个成为她们的假想敌，受到谩骂和攻击。事情反映到领导这，父亲单位领导的做法先是让大家回避和不予理睬，后来情况失控后就把这女人送到精神病院治疗，进行电击。出院后，大家还是回避她，她就又犯病，如此几次之后，她就自杀了。而我单位的领导在单位德高望重，他大包大揽，先选中一个年近五十的鳏夫，这男人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可命运不济，工作在基层，老婆死了，给他扔下一屁股债，三个儿子挨个长起来了……正是愁苦之时。我们领导把他调到城里，想方设法还上债，帮三个孩子寻找出路，劝他娶这个老处女。男人的工作好做，这女的工作不好做，平日里谁要是提给她找对象她就骂谁，但她不敢骂这个领导。老领导是连哄带骗，半强迫，全包办，让她懵懵懂懂就结了婚了，我医院抱来一个超生的女弃婴给她送去。很快，她就喜笑颜开，抱着孩子，与我们扎堆在一处，成天以丈夫、孩子为话题，聊得不亦乐乎了。

我在这里绝不是要宣传封建制度好，我要说的是，像抑郁症这样的疾病，医院的事，就像犯罪现象绝不能是法律部门一家管的事。我们分工是对的，但不能分裂，我们专门化是对的，但专门不应是隔绝的意思，更要相通。所以，谈病，不仅是医生的事，也是我们外行人的事；治病，不仅是医生的事，也是我们外行人的事。社会上的什么事，都不仅仅是专业人员单独能够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的通力合作不是很必要吗？

（待续）

《问中医几度秋凉》已经由中国中医出版社出版，请支持、购买正版。

作者简介

艾宁，原名梁爱宁，女，汉族，年11月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母亲是中医，父亲任教于齐齐哈尔大学。

她母亲是一位“拎着三根手指头走天下”、活人无数的民间中医；医院校读书，同时拜了师傅，是一个有点“另类”的现代中医生；她自认为自己太理性而没有学成中医，学了中文，作过教师，当过律师，在妇联呆过，搞过企业，现在是一名检察官，可以说是这个中医家庭的“叛逆者”。如今她常常为没能将母亲的宝贵经验继承下来，传给女儿、留给社会而愧疚、自责。于是，从年4月起她将自己几十年来在这个中医家庭中对中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随笔的形式在网上连载，写成记叙母亲行医和女儿学医经历的网络纪实文章《问中医几度秋凉》，期望能给他人以启示和参考。

来源：中医e百网/编辑整理：微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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