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回救总会”

七七事变后，孟村地区回汉儿女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刘子芳率领的救国军第一路，有几百名回族青年，组织起冀鲁边区回民抗日联合会。后因在“全民抗战，不应分民族”的认识上有分歧，加上联合会主任冯景恩被捕，致使“回抗联”陷入瘫痪。

年，日寇扫荡，形势严峻，肖华司令员率刘子芳等边区部队转移鲁西北，边区仅留下一个团。日寇利用汉奸刘佩臣的伪军、亲日阿訇、劣绅组织，打着“护教”旗帜，散布回族“争教不争国”“和平救国”“共产党灭教”等言论，诱惑一部分回族不参加抗日。当时，广大回民一面迫切希望参军抗日，一面又因宗教信仰、生活禁忌的束缚，对参军抗日存有顾虑。部队又因怕违犯民族风俗，也不便进入回民村庄。于是，建立回民抗日组织和回民部队再次提到中共组织的议事日程上来。年，马本斋派丁溪野和曹奎两位阿訇来到冀鲁边区，向区党委详细介绍了冀中回民支队的情况，说明回民支队和回民抗日团体的形式，对于发动回民抗日，揭露日寇阴谋，孤立和打击汉奸，有着其他部队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区党委考虑回族居住分散、生活禁忌等特点，汉族干部不便工作，采取了军、政、民三位一体，统一领导，共同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决定成立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支队，并把分散在各地和各部队的回族干部战士集中起来参加抗日。

一、组织机构

年7月20日，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简称“回救总会”）在宁津县魏家庵正式成立。王连芳任总会主任，下设组织部，部长先后是冯景恩、刘震寰；武装部，部长先后是刘震寰、张文林；宣传部，部长先后是丁溪野、李安民；青年部，部长李玉池；敌工部，部长先后是刘震寰、张文林；生活改善部，部长刘喜三；教务部，部长曹奎；秘书长刘树仁。

救国总会下设四个分会：一分会主任张英达，活动在沧县、南皮、宁津一带；二分会主任丁溪野（兼），活动在新海（今黄骅县）、青县和天津南部；三分会主任刘愚农（原名韩桐轩），活动在盐山、庆云、无棣及阳信等县；四分会主任李玉池，活动在鲁北的德平、陵县、临邑、商河、济阳、德州和齐河一带。回救总会的性质是回民的群众组织，同时行使一定的行政职能，各部队和各地方遇有回民问题，都交给回救总会处理。任务是全力支持回民部队，负责动员群众参军，拥军优属和改善回民生活。

年8月1日，回救总会参加筹建的冀鲁边区回民大队在今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清真寺宣告成立。按照区党委的决定，回救总会与回民大队的关系是：组织上是一家，各自分工不同。为了两个组织密切配合和一致行动，党组织派王连芳担任回民大队政委，刘震寰任回民大队大队长。两个组织中的其他负责人当时大多相互兼职，如武装部长张文林任大队指导员；生活改善部长刘喜三任四大队长；四分会主任李玉池既兼任总会青年部长，又兼任三大队教导员；三分会主任刘愚农兼任三中队教导员。只有宣传部长丁溪野、李安民和教务部长曹奎阿訇、秘书长刘树仁和《正道报》总编辑韩道仁等没有兼任部队职务，专做总会工作。由于回救总会还行使一定的地方行政职能，年成立青城县时，即由支队长兼任县长。党所领导的冀鲁边区回救总会，已形成军、政、民三位一体，发挥着团结抗战的组织作用。

二、“回救总会”主要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回救总会在边区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开始卓有成效的工作。从成立到年秋，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年冬以后，日寇加紧后方统治，频繁扫荡，日伪采用当年打红军的碉堡政策，搞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抗日力量有限，根据地成为斑蹄型抗日游击根据地，回救总会工作相当困难。年11月，王连芳被捕后，各分会、区会在区委、县委领导下独立作战。直到年下半年，边区形势有所好转，回救总会的工作随之活跃起来。

服务回支队伍扩大回支规模最初，回民大队只有各处抽调来的18名骨干。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动员群众，在12个村庄，召开庆祝大会，并且通过总会和各分会努力宣传，让群众踊跃参军。于是，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回民大队包括收编的一股小部队在内，一下子就发展到人。虽然大部队调走，日伪进行扫荡，环境变得十分恶劣，但在回救总会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回民中却出现了参军高潮，甚至连思想比较保守的回族老人，也打消了孩子参军“会反教，变汉人”的顾虑，主动送子参加回民大队。汉族兄弟在目睹回民部队军纪严明、待人和气、作战英勇、帮助群众，消除隔阂前来参军。年9月，回民大队发展成为一支多人的队伍，下辖四个大队和一支手枪队，冀鲁边区回民支队改称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在常郭敌伪据点附近的子扎村建立了一个小型被服厂，给部队做军服。当时，部队拿来的布匹、棉花不多，北方天气寒冷，没有布匹做衣服，部队难以过冬。回救会一方面在民间收买布匹，另一方面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搞布匹。年，被服厂遭常郭的日伪军破坏后，回救总会担起做军服的任务，干部们克服重重困难，组织老百姓各家各户给部队做被服。

回民支队有随军卫生员，先后担任卫生员的人原先并没有做过医护工作，有的人背后悄悄称他们“阿斯匹林医生”。因此，回救总会四处寻访，在孟村四街动员了潘家园基督教会的潘医生、冯医生，请了当地著名中医张竹坡，还任命他为总会第三科科长。总会秘书长刘树仁也是位有名的中医。回民支队一些重伤员，包括慢性病患者，医院外，大多交由总会的医生治疗照顾。药品一部分由军区拨发，一部分则是自采、自筹，即就地挖采中草药，或通过关系到敌占区购买药品和器械。但由于敌人对药品控制很严，弄药品常常冒生命危险，因此仅靠上述渠道也无法满足对药品的需求。伤口消毒靠盐水，止痛靠阿斯匹林，有时弄到一点碘酒或一支半支吗啡，只能留着用于救治重伤员、重病号。

回民支队的军需供给是个重要问题。年入冬后，日寇加强对沧盐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扫荡，在加强经济封锁的同时，又通过奸商高价盗购农村根据地的粮棉物资，使部队的军需和后勤陷入困难。另外，孟村一带回族人多地少，粮食产量很低，回民除种地外，兼营贩运粮食、棉花和食盐，敌人的经济封锁，不仅使回民支队面临军需困难，而且使当地回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威胁。

针对敌人的阴谋，为解决军需和改善回民的生活，回救总会一方面千方百计从敌占城区购入军民必需品，打击敌占区奸商的走私活动，严格限制根据地的物资外流。另一方面，利用回民生产生活特点，到敌占区去做生意、搞贩运，领导和组织当地回民把少量粮棉和土产品运到敌占区，购回根据地所需的枪支弹药、油墨纸张、布匹药品等军需物资和日用品。回救会采用这条措施是有顾虑的，担心会被误认为是“资敌”。后经上级党委批准认为是可行的，为此，制定了一种通行证，凡持通行证者可以进行贩运活动。这项措施，不仅缓解了回民支队后期供给不足，使部队度过了年寒冷的冬天，度过了敌人扫荡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而且照顾了回民的生活，在敌人四面经济壁垒中挤出了一条生路。

为了解决回族贫困民众的生活，回救总会还做地富士绅的工作，恩威并举，使他们对农民减轻租息，救济灾民，回救会这些举措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家家户户自觉为回民支队做军服、做军鞋、做军被，并说服动员从部队开小差回家的战士返回部队。

回民支队成立后，回救总会承担起了优抚抗日军烈属的全部责任。逢年过节慰问，并与地方政府一起动员其他群众帮助军烈属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经营活动。部队战士有什么困难，支队长和其他领导同志直接通知各级回救会帮助解决，回救会也积极解决军烈属反映的困难。

成立“天方剧团”创办《正道报》在冀鲁边区，日本帝国主义对回族采取“以回制回”的政策，利诱、威迫一些回族劣绅和阿訇，由日本特务导演、组织成立各级伪“回教联合会”。利用伊斯兰教“顺从、和平、安宁”的教义，打起所谓“和平救国”的旗帜，散布投降日寇是“为回民的和平和安宁”“顺从日本是安拉（主）的定夺”，以及“抗战救国难，和平救国易”等滥调来麻痹回民的抗日意志。一些回民基于苟安心理，受到迷惑，有的甚至当了汉奸。

针对敌人的险恶阴谋，回救总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与部队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进行舆论宣传，教育回汉人民，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敌人阴谋，瓦解敌人阵营。

回救总会成立后，在津南地区宣传抗日救国。由于抗日形势日趋紧张，党的宣传工作更显重要，经回救总会和回民支队研究决定成立宣传队。宣传队对外称“天方剧团”。团长由回救总会宣传部副部长韩志鹏兼任，刘兆林任编导，韩来仪任分队长，许传礼任分队副队长，队员有张树金、刘桐轩、杨树华、肖洪洞、张文荣、刘士儒、左松长等十余人。宣传队员中最大的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他们年龄虽小，但抗日热情很高，都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精神，个个聪明活泼。宣传队三项任务：一是宣传抗日救国，动员回族群众起来参军参战；二是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振奋部队战斗士气；三是战斗打起来，动员担架队，护送伤病员。在墙上树上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抗日救国”“还我东北大好河山”“今年打败日本鬼子，明年打败希特勒”“回汉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教必争国，国存教乃存”等标语。用这些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鼓舞回汉抗日军民斗志和热情，同时威慑日本鬼子、汉奸。宣传队表演节目、开展歌咏活动。当时演节目没有女演员，就男扮女装，主要节目是：《兄弟开荒》《打回老家去捉日本鬼》《劝老蒋抗日》《血泪仇》等等，当时所唱的歌曲主要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红五月》《国际歌》等。吴金芝唱西河大鼓，随时根据当时的好人好事唱起来，很受回支战士们欢迎。团员们还利用演出的间隙，以简短有力的语言讲形势，宣传军民一家、回汉团结、参军光荣等道理。

年2月，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回救总会创办了《正道报》，社址在孟村正道村东“千倾洼”一个地窖里。《正道报》社长由回救总会宣传部副部长韩志鹏担任，并兼任编辑主任，后由杨晓林任编辑主任。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有张真、李平、王寿千、杨晓林、张洪泉等。报社采访、编辑、刻版、通联、投递、后勤供应，一人数职，分工合作，班子坚强、高效。

《正道报》为折页式32开油印本，每周一期，有时根据形势和稿件数量，可增刊二、三期。报道内容主要是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和边区党委、军委指示指令战局评论，节录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文章，更多的是宣传回救总会和回民支队的抗日活动、胜利消息，揭露日伪暴行以及回族人民拥军参战动态，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等，有文有画，并作为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教材之一。因此，深受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对唤醒民众、坚持抗战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国民党时期盐山县政府的教育局长王叔武，是个爱国者，日本鬼子来了以后，他不愿当伪局长、汉奸，就辞职回家，也不准他儿子为日伪政府服务。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中国会战败，中国人会做亡国奴，十分悲观。回救会主任王连芳就把几期《正道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送给他。一个星期后，就改变了观点，认为“天下大定，中国必胜。”从此，他提笔为《正道报》撰稿，取了个笔名“知耻子”，并亲自把他的儿子送到部队参军。

针对辛店炮楼的汉奸一连三天出来敲诈勒索，抢东西抖威风。《正道报》报社就印了一批传单，到辛店大集上散发，甚至挂在炮楼周围的铁丝网上。汉奸们出来一看，是回民支队的传单，上面写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小心脑袋搬家”“认敌做父，没好下场”等，从此，再也不敢随便出来抢夺。年8月以后，冀鲁边区形势恶化，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投敌，部队接连受到重大损失，活动十分危险，边区《烽火报》社不得不埋藏收报机等器材，《正道报》电讯消息断绝。年底，报社工作人员被迫分散隐蔽，报纸暂停出版。

创办干部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年夏天，回救总会创办了一个回族干部学校，校长是王连芳。一开始以村子为场地，树林做教室，后来就在渤海边候庄东洼的地窑里由王连芳、韩道仁、韩志鹏等人负责教课。这个学校是干部理论训练班性质，三个月一期，形势紧张时就一个月一期，分批分期培训，根据地所有村庄的村长、副村长和有文化的群众，以达到他们在最基层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揭露敌人团结人民的目的。教材以《论持久战》为主，结合《正道报》所编的国际国内形势，战争分析和当时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通过听讲、讨论、答辩，发给毕业证书。经过学习培养，对于坚持要求参加部队的，就安排到回民支队工作；对于能接受任务完成任务的搞地方联络；对于意志坚定、头脑敏捷的，就派到敌伪据点去搞地下工作。随着形势的恶化和需要，学校成了流动学校。红荆洼、地窖、交通沟都成了课堂。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有的地洞十分低矮，只得跪蹲在地上教课。敌人来了，就躲藏在红荆洼里，敌人走了继续上课，天寒地冻，靠摔跤取暖。没有淡水喝，就喝咸海水。当时把学校的教育办到人民群众中去，其宣传效果深入人心。

加强宣传教育展开政治攻势汉奸采取的一个毒辣的手段，就是利用回族内部的一些传统谚语和不成文的公约来瓦解回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回族汉奸刘佩臣竭力散布“天下回回是一家”“争教不争国”“回回斗回回，必定要累赘”，来模糊回民群众的敌我界限。还散布谣言说，某天某日回民支队和刘佩臣已经接头谈判，以“安拉”（真主）的名义立公约，互不侵犯。毫无疑义，当时中华各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寇、汉奸所以提出这些口号，其罪恶目的是叫回民放弃抗战（不争国），乖乖地守着教门甘当日本鬼子的亡国奴。因此，回救总会针锋相对与之斗争，把“争教不争国”改为“争教必争国，国存教乃存”，突出宣传爱国属于“伊马尼（信仰）”，“爱国是天命”，这些有利于爱国抗战的口号。揭露日寇破坏清真寺的和屠杀回民群众的罪行。对日寇在沧州捷地清真寺杀害大多数跪坐信众惨绝人寰行径进行披露。用残酷的事实说明，国家亡了，宗教是保不住的，回族人民决不能当亡国奴。请被争取过来的阿訇查出汉奸违反教义的种种罪行，说明“天下回回是一家”并不包括汉奸在内，他们是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同时，用正式布告的形式，公开宣布开除回族汉奸头子刘佩臣的“回籍”。这一举措，使敌人大为震惊，获得了回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由于受敌人的利诱胁迫，有一些回民当了伪军，为了争取和瓦解伪军，回救会通过回回亲戚朋友等关系对伪军及其乡下和根据地的家属做争取工作。回救会员还亲自到伪属家中，宣传抗日道理，宣传八路军的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希望他们彻底动员自己子女的工作，回归人民阵营，回归回民支队。同时，对伪属一视同仁，不歧视，感化和鼓励他们写信给在敌伪据点做伪军的亲属。这样，有不少伪军就偷偷离开据点跑回家，有的还参加了回民支队。曾经拔过两个据点，就是通过做伪属的工作和直接做伪军的工作取得胜利的。年的一天，姚庄的伪军张铮起夜里偷偷回家探亲，回救一分会委员王光宇知道后，就带人亲自去土楼村张家做工作，对张晓以大义，告之八路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当八路军光宗耀祖，当汉奸可耻，是人民的罪人。张铮起为正义所动，自愿当了内应，与回民支队约好了献城时间，这样，回民支队手枪队不费一枪一弹打掉了姚庄据点。回救三分会主任刘愚农利用回族关系争取马庄伪据点的伪队长吴莪广，通过对吴莪广做大量工作后，使其同意投诚。刘愚农把仅有的一支枪交给回救三分会干部作为威慑伪军之用，自己竟用一个苕帚疙瘩放在衣服里装作手枪闯进据点，也是没费一枪一弹即打拔掉了敌人安在盐惠公路上的这一重要据点。

瓦解敌伪势力争取“绿林”抗日回救会把争取“绿林”武装作为一项特殊的政策和任务。回民支队建立后，不少曾当过“绿林好汉”的回民前来投军，这些人既是旧社会的牺牲品，又反来破坏旧社会，有勇敢善战的特点，也存在多疑、散漫和某些恶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就曾收编一些土匪当皇协军，汉奸刘佩臣所部就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土匪。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汉奸，不使一个人推到敌人阵营去，并考虑他们多数出身贫困农民，有可能争取和改造，采用讲明政策和道理后，接受了这批人参军。王铁匠、韩景文、王江等这些有名的“土匪”经说服教育，决心重新做人，其中有的人成长为好干部、战斗英雄（如：营长丁玉起），有些甚至英勇杀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如王国祥、万立爷等）。

回救总会和回民支队在瓦解敌伪工作中，有一项很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敌人各据点的回汉伪军开列名单，写明他家的住址，然后在他的名下将其所做的桩桩罪行点上黑点，一件坏事一个黑点，黑点到了一定数量，开除“回籍”，黑点点多，抓到后就枪毙。如果他做了有利于抗日战争的事，他的名下将被点上红点，一件好事一个红点，红点越多，将来得到宽大处理。回救总会将名单通过各种渠道邮寄、张贴、传送通知其本人。这一“黑红点”的形式对汉奸、伪军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他们接到名单通知后就吓得慌了手脚，连忙求托亲友给回救总会和回民支队捎口信和书信，表示请罪、讨饶，恳求“千万别开除我的回籍，我一定不干坏事。”有些人就开始为回支通风报信，争取红点，有的干脆跑回家不再当伪军。鉴于此局面，回救总会又鼓励求红点的伪军继续留在据点，为回支工作，甚至还派人打进据点，成为地下工作者，掌握伪军实权，趁机为回支做事。

回救总会的领导人都亲自出马，团结争取伪军归回民支队所用，回救总会主任王连芳亲自冒险闯到敌伪据点做马营长和伪大队长王小二的工作，特别是刘震寰以其丰富的社会经验与伪军司令李景文、伪军大队长常寿功、李信文等以不妨碍抗日工作，不危害抗日战士家属为前提，建立秘密合作关系。例如，回民支队曾几度陷入敌军重围，均由马永祥、李景文进行防线突围脱险。同时，回救总会还团结争取了边区各地有名望、与敌伪有特殊关系的士绅名流，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使其同情和支持抗日战争。通过在敌战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们主动为回民支队购买枪支弹药、布匹、药品，还动员敌占区青年参加回民支队，在其他方面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回救总会还与回民支队共同组织了情报站，有的就设在敌据点里，统称为“伊光站”（取义伊斯兰光芒）。由一些德高望重的回族爱国人士担任站长。一大队副队长刘金声父子，南留舍的李安爷、李之善、李秀山，赵庄一带的李胜武、李福元，以及柳林庄汉族爱国人士沈站长父子和老许，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情报人员。他们在了解敌伪情况，进行“黑红点”工作瓦解敌人，以及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敌人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尊重回族习惯加强革命教育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回族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不渗透着伊斯兰文化，与汉族民众的道德观、是非观、荣辱观、伦理价值观既有相通之处又有自身的独特性。阿訇为了生活，从小学习和掌握伊斯兰文化，在回民中威信较高。回民的日常生活，从宗教活动到婚丧嫁娶包括宰杀牛、羊、鸡等，几乎都离不开阿訇。回民普遍有一种心理，认为有教门的人都尊重阿訇，到清真寺里去的人多是好人。当时，虽有极少数阿訇言行不一、行为不端甚至亲日投敌，但多数阿訇持中立态度。争取阿訇，使其深明大义，支持抗日战争，是争取回族群众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因此，回救总会和回民支队领导上报区党委，作出三项决定：一、回民支队所有回族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回族生活习惯，节日里领导干部可以与战士一起做礼拜；二、公开提出爱国爱教两大口号。用日寇暴行和共产党真正尊重、保护回民宗教信仰的事实，帮助回民划清真信和伪信的界限；三、部队聘请随军阿訇，配备“海里凡”（学生）。这样一来，赢得了信教群众和大多数阿訇的好感。回救总会领导干部还经常抽时间拜访阿訇，对其进行宣传教育，有钱的时候，就请阿訇吃饭，沟通相互关系，增加感情。对于披着宗教外衣干坏事的阿訇进行揭露，让群众分清好坏阿訇，不要受骗。与此同时，表彰抗日爱国的阿訇。在革命道理感化教育和启发下，不少阿訇冒死掩护革命同志。

同时，对战士和老百姓主要是进行革命理论教育，特别急需的《论持久战》和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动力、性质等教育。如在回族干部战士和群众中，适当引用回族喜闻乐见、有积极作用的成语和教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每周“主麻”日，阿訇在向群众讲“窝二兹（《古兰经》的道理和圣行）”时，会根据总会的启发，引经据典的讲抗日战争合乎教义，汉奸帮助敌人屠杀回汉人民，是最大的“嘟世曼”（敌人）；回族坚决禁止“杀、拿、歹、坏、奴”，日寇侵掠中国，就是让民众当亡国奴，抗日战争就是为了维护宗教戒律，因此“抗战就是圣战”“为圣战而牺牲是‘舍里代’”等等。随后农村开展减租减息时，也请阿訇引用宗教中的禁止高利贷（累巴）的教规，讲吃“累巴”要伤“伊吗尼”（信德），群众觉得入耳，容易接受。

曾有一次，总会宣传部副部长李安民在辛庄子被敌人包围，他赶快跑到清真寺，阿訇主动拿出阿訇服给他穿上，骗过了敌人。敌人疯狂扫荡时，有的阿訇在敌伪据点辖区内的清真寺开门迎接总会干部，相互配合，进行对敌斗争。

消除民族隔阂回汉一齐抗战冀鲁边区回汉两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由来已久。特别是一些回回被迫当了“土匪”，而土匪又往往“兔子不食窝边草”，很少到回族村庄行动，专门搅扰汉族村子，因此，汉族地主最恨回族，在汉族地主的挑拨下，汉族群众也盲目地仇恨回族，甚至有的村庄回汉人民老死不相往来，当地就流行有“宁挨千句骂，不和孟村回回说句话”“牛进庄赵河不偷人家（被）笑话”的谚语。

总会、回民支队根据上级党委要求与其他兄弟部队，同心协力向回汉人民揭露敌人的这一阴谋。首先向回汉群众讲清党的民族政策。其次在回救总会和回民支队内部特别注意加强民族团结，逐渐提高群众觉悟。再次在回民支队的干部配备上，大体按回汉两族五五格局安排，支队领导对官兵一样关心爱护。在回救总会和《正道报》社，也有杨晓林、张洪泉、王寿千、张家序、刘兆林、张真等汉族领导干部加入。同时，坚持回汉相互尊重各自风俗习惯，特别是《正道报》社，汉族编写人员文化水平高，担任编辑、采写工作，回族技术水平高，担任排版、印刷工作。回族以汉族的无私帮助作为自己的榜样，汉族也以能为回族解放贡献力量引以为荣。由于回汉领导干部亲密团结，带动了回汉干部战士的团结，加之回民支队勇敢作战、群众纪律严明和为群众做好事等实际行动，促使回汉人民在共同战斗中相互理解和信任。尤其是年到年，边区抗日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回汉人民的关系在险恶环境下，都形成同心同德、生死与共的局面。

为了抵御敌伪的“扫荡”，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把一些主要的道路挖断，在村与村之间和广阔的大平原上挖交通沟，以防敌人的骑兵、自行车和汽车通过。回汉民众在交通沟共同反扫荡中，往往汇聚一处，互相帮助，相互扶携。到年下半年敌伪进一步“强化治安”，搞“碉堡政策”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在县与县、区与区之间都挖了几丈深的封锁沟。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斗争形势，回民支队在大平原上与敌人展开了“地道战”。开始是村内挖，后来是村外挖，村与村之间挖通。日子一久，回民村和汉民村的地道就连在了一起。遇到敌情，回汉群众统统钻地道。回族群众从地道中跑到汉族村，汉族群众也从地道跑到回族村。在地道里，回汉人民共同与鬼子干，回汉游击小组紧密配合保护群众，伺机打击敌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自然而然使回汉人民团结一起。为了和敌人“转圈子”，回救总会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回民村，也积极地到汉族村里工作。其他群众团体也不限于汉族村，在回民村也展开了工作。为了生存，为了坚持下去和最后消灭敌人，不分彼此，协力战斗。在“地道”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接触频繁就加深理解，互通有无，甚至互相给饭吃，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良好关系，出现了回族大爷救汉族干部，汉族大娘掩护回族战士，即使冒着死亡危险，也毫不畏惧的许多动人事迹。仅是塔上村就出现了黑连爷被鬼子打断肋骨也决不松口，认回救会干部刘景亭为孙子；刘三爷冒死智救县委副书记刘石勇等远近有名的佳话。

回救会是抗日的群众团体，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政权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以孟村为中心的回族聚居区和回汉杂居区，回汉群众在回救总会的组织和领导下，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发展生产，抗击日本侵略者。

三、渤海区回民协会总会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分局成立山东回民协会，刘格平担任主任。隶属山东分局的渤海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也随之更名为渤海区回民协会总会。当时王连芳虽是山东回民协会常委，但受组织上派遣到天津做地下工作。区党委将农、青、妇、文、回五个群众团体联合起来，成立各界救国总会（简称“回救会”），由区党委副书记王卓如兼任主任，夏戌副主任。最初，区回民协会总会机构“有名无实”，原回救会的分会归地委领导，区会则归县委领导，均更名为地、县回民协会。年5、6月间，王连芳带着原回民支队手枪队从天津回渤海区，区党委派其担任回救会宣传部长兼回协总会主任，主要负责回民协会工作。回民协会委员有张英达、刘喜三、韩道仁、李玉池、周志坚、李安民、冯景恩。年以后，行政区划调整，在禹城韩寨工作出色的马华、韩桐城担任委员。聘请刘吉林为总会阿訇，机关设在山东省惠民县。各县回民协会成员分别是：沧县回民协会主任刘子久，成员有杨恩波、刘树生、丁明怀、刘哲民等；盐山主任刘成林、李仲秀、杨恩波、吴杰（女）等；庆云主任韩桂贤；黄骅主任刘振海、副主任张英珍，成员有李玉秀（女）等；济阳主任丁义荣（龙），成员有杨建章、白保森等；临沂主任李福林，成员有刘克宽等；德平主任白光三；陵县主任刘建伟；南皮主任张英贤；恒台主任韩亚臣；商河主任白清怀。其中年初沧县刘树生、盐山李忠秀，从县调到总会工作，参加商河、临邑一带土改和治黄（河）工作。年初，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山东，鲁中、鲁南的大批干部进入渤海区，其中包括李敬源、杨辛、丁毅民、刘斌等回族军政干部充实到回民协会，加强了力量。年，正式设立渤海行政公署回民工作委员会，成为解决回民问题的政府权力机构，王连芳任主任，李敬源任副主任，直至年10月渤海区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