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在“谋杀”？ ——当代企业家生存状态之忧思 老总半夜寻死掀开高端人群心理危机 和往常一样，下了夜班的南京亚东汽车修理公司的修理工李林骑着他的金城摩托回浦口的家。长江大桥上很畅通，猛加几把油门就到了桥心。突然一幕令他吃惊的情景出现在他的视野中：大桥桥栏边，一个略显肥胖的男子，正努力地攀越桥栏，其势头是要跳江寻短见。李林一个猛踩刹车，摩托车戛然而止。随后他以最敏捷的动作跃到桥栏边，一把搂住对方的腰，死命地向后拽……这是本月15日夜晚发生在南京长江大桥惊险的救人一幕。 让李林意外的是，被救的寻短者竟然是他认识的江北一位知名企业的老总。这一点，他确认无疑，因为此前，这位知名老总在当地新闻栏目中频频露脸。汽车修理工的李林甚至有幸为他的爱人保养过车，老总当时还递给他一支“中华牌”香烟。 这样身份的人怎么会深更半夜里出现在长江大桥上并准备投江自尽呢！？对李林而言，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是啊，这位平日内风光无限的老总怎么会想走绝路呢？带着这样的疑惑，记者试着在网络搜索GOOGLE里输入“企业家自杀”的字样，随后蹦出的数字更是令人吃惊不浅！ 信息显示，自年以来，仅有记录的，中国便有多位企业家自杀。这其中有：上海大众老总方宏。他是一位清廉的国企老总，企业营运状况良好，但他不幸患上精神抑郁症，在年3月9日跳楼。其实再等一年他就退休了，可惜没能熬过去。 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他在年出任习酒厂厂长，15年间把一个年产值只有多万的县办企业，逐步扩展为年销售额达2亿多元的大型企业。为此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后来企业营运出现问题，年7月28日在习酒厂被茅台酒厂兼并前夕举枪自杀。 广州港澳中心李副总，因烂尾楼问题在年跳楼自杀。令人叹息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那栋烂尾楼就卖出去了。 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年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年仅29岁。遗书中写下：“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 北京金锐千翔通讯公司董事长祝凤生，自从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入室行窃的歹徒杀害后，他陷入极度沉默中，和周围人几乎不作任何交流。年10月15日，他从办公楼上跳楼自杀。经及时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两条腿残废了。 这种非正常死亡形式令人们扼腕叹息，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另一种逝去的形式，同样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就在今年4月10日，全球著名的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JanMalm)，在没有任何征兆情况，突然死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步时，连日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心脏已不能承受如此剧烈的运动，倒了下去，终年54岁。 就在杨迈离去的第9天，麦当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坎塔卢波因心脏病发作与世辞别，这一天，离他60岁的生日恰好还有天…… 尽管南京李林从南京长江大桥上救下的这位老总寻死的原因，已不得而知。然而却掀开了成功人士，特别是企业家的心理危机的一角。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率只有9.5%。企业家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更是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在对长三角企业家的追踪调查中，可以发现：一些人正在面临精神崩溃的危险。而比这更危险的是，人们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是什么在吞噬总裁们的精神和健康周正猷是南京都市心理中心主任。每天来他的中心寻找“心药”的患者络绎不绝。尽管根据“行规”，来这里接受“一对一”的心理调整的患者都不会轻易留下真实的信息资料，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事业很成功，或者曾经很有钱。 据周主任介绍，影响成功人士心理健康最多的是焦虑症。具体表现为：坐立不安或莫名其妙地胆战心惊；难以集中注意力或脑子一片空白，记忆力下降；烦躁；肌肉紧张；睡眠障碍；容易出汗。 前几天，一位年轻的私企老总找到诊所。他创办了一个企业，对下属和一帮铁哥们都很讲义气，但他一倒霉，那帮人说散就散了。他现在到处躲债。他想不通，甚至产生报复社会的可怕念头。其实，不管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失败的企业家，在他们从商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体验到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无助！特别对世态炎凉别要有甚于常人的承受力。 据周主任分析，选择做企业家，就选择了孤独。这种孤独除了影响企业家本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外，严重的还会导致企业家滑向悲观主义的深渊！ 其次是忧郁症。压力、焦虑是诱发精神病或忧郁症的主因。不管企业家本人的意志多么坚强，都难免有招架不住的时候。据统计，患者在对心理存在障碍的自述原因中，近七成接受检测的患者认为是“工作太累，压力太大”，其中68%的企业家说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 前不久接诊的一个患者对周主任讲，他总感觉周围潜伏着危险，有人在害他。有时，工作一闲下来，就感觉身体某个部位疼痛，到医院又检查不出毛病。 周主任分析说，这些人从外人看来，董事长、总经理的名头既响亮又威风，但这背后却是多少个不眠之夜和怎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呕心沥血，精神的弦总是处于紧绷状态。因为经营企业需要完全地投入，资金、项目、人员、市场，一切都需要殚精竭虑、费尽心思；在客户和一些部门要员面前，你是点头哈腰、赔尽笑脸的孙子，在员工面前，你又得威严高大，给他们前进的动力和信心；由于企业是自己的，办砸了全得自己兜着，企业家无时无刻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双重角色的不断转换最易让人产生疲倦，诱发精神病或忧郁症。 另外，时下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社会上仇富心理也在逐步滋生，而这无形中也加重了一些企业家的心理负荷。 其三，感情煎熬。资本时代里的事业有成者，要想找个“红颜知己”易如反掌，但他们同时又很看重传统道德。这种矛盾心理碍于自己特殊的身份没法与人沟通，所以越淤越厚。极易出现心理焦虑症，如果得不到及时疏通，往往走向极端。一位企业家坦白地讲，他的“红颜知己”三天两头换，多得连自己也没法计算。他说自己骨子里很传统，所以心里没有一天安宁过。 心理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家活动半径比常人宽泛，所受外界的诱惑也多。特别在私生活上，超越“道德防线”的机会很多。但这些人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很看重传统道德标准和自己的公众形象。好在企业家的心灵承受力比常人强，但当压力超过承受极限时，他们就会面临坠入深渊的危险。 一位上了《福布斯》榜上富豪在一家顶级夜总会就突破了这种极限。他抓起一扎扎钞票朝旁边的小姐们身上砸去，一边嘴里狂吼着：“拿去！都拿去！都是你的……”心理专家指出，人的心理承受力就像一支弹簧，压得过紧，释放时就显得怪异。而压得过久，弹簧就不能正常复位。 其四，偏执和多疑。许多人将偏执当成一种优良品质来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偏执从内容到形式都只能是一种病症。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首富”牟其中就是一个实例。当年他倒飞机一战成名，于是野心膨胀，于是不但语不惊人誓不休，还雄心勃勃地要炸平珠穆朗玛，让印度洋上空的暖湿气流滋润中国西北干旱地区；不但把南德集团的办公室改为办公厅，还准备把生意做到太空去，要玩转卫星……和其他企业家易患的心理疾病不同，偏执症往往以大胆创新的面目出现，而且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因此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企业家本人和其他人都很难把它当成一种病症去看。但它对企业的危害却是最大的。 多疑，是企业家最易患的另一种心理疾病。李军是南京某房产公司的老板，便是典型的多疑症患者。有一次，他将公司的一套尾楼以低于市场价30%卖给了一位政府官员的亲戚，经手人是办公室主任。碰巧的是，没过几天，税务局便派人下来查公司的账目，尽管没有出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与他低价卖房有关，但他就是一门心思认定是办公室主任搞的鬼。从此他看办公室主任，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发展到后来，他对所有的人都不放心，老觉得他们串通一气，想骗自己的钱，想把企业搞垮……企业家一旦患上多疑症，往往会彻底否定周围的人和事，把所有的人都想像成自己的敌人，给员工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其五，困惑迷惘。的确，企业家作为时代的宠儿，在解决了金钱、地位、名誉的困惑之后，他们开始感受到信仰洪荒的恐慌。在自我极度膨胀却又找不到更好的支撑的时候，心理疾病的产生便很难避免了。 从不到2万元起家，到如今产值达2个多亿的某外贸销售公司老总郑某，平时滴酒不沾，也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吃碗刀削面都比山珍海味让他感到舒服，但随其财富的与日俱增，他的心理困惑也越来越强烈：“资产过千万了，到底该怎么活下去？”他的想法或许会引起一些企业家的共鸣。 社会学家认为，我国一些富豪之所以会出现心理失常，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没有树立正确的财富伦理观，没有社会责任感。而众多研究者指出，社会责任感是“幸福”的重要因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讳疾忌医。成功人士同样对心理疾病存在偏见。调查发现，由于受“精英人士”带来的双重人格影响，患上心理疾病的企业家有90%的人不会觉察自己已经患病，而在患有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的企业家中，有90%以上的人不愿去看心理医生。 心理专家认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企业家的这种误解，往往还根深蒂固。觉得这是很不光彩的事。加之企业家群体处于社会上层，领导着成百上千的员工，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形象，因此更加不愿就诊，而这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 心理“环保”要靠企业家“淡泊明志”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人物。试想，一个企业家有病，他的企业还能健康吗？ 众多的社会学专家已开始 近两年来，离开管理第一线的深圳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大约1/3的时间是在山上度过的，而他每次上山时也还有一些固定的伙伴结伴而行，比如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同时，他还发起成立了一个由多名企业家组成的滑雪俱乐部，每年聚会一次。而明基中国营销总部总经理曾文祺也不无骄傲地说：“我总是在晚上11点左右睡觉，早上6点起床跑步。你们要是睡懒觉就欣赏不到苏州早晨的薄雾有多美了！”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储兆端教授建议，从企业家自身来说，有意识地陶冶情操，丰富业余爱好，以自己的生活兴趣摆脱心理的困扰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读一本早就想读的好书，或者绘画、练书法，做雕刻等手工小制作，都是可以增添生活情趣的，甚至可以从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一段美妙的音乐、一顿丰盛的晚餐、一次倾心的交谈、一次浪漫的远游会更让人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 企业家也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新形势下的企业家要有“MQ”意识，即“心理商数”意识。需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适时适度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情绪，特别是要主动接受生活的挑战，只有正视挑战，也才可能平和自如地融入竞争的社会生活中，哪怕是身处逆境也会坚信，“事实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糟”。 而若一些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自己有了心理障碍，也不要讳疾忌医，相反，更应积极地配合心理医生进行治疗。 年3月，温州苍南人吴某夫妻无力偿还高利贷，被迫相约自杀。但吴某杀妻后，因眷顾女儿而放弃自绝。苍南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吴某进行批捕。 5月，台州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沉湖。 9月，温州正得利鞋业公司老板从22楼跳下。 9月，温州美人鱼鞋业老板从5楼跳下。 11月12日，慈溪社区学院副院长罗银立夫妻及年仅18岁的儿子自杀身亡。 截至年，浙江全省有名企业主跑路，9人自杀。 半年6名国企高管自杀死亡：或许意味着自我救赎 “生”与“死”不但距离不远，还是紧贴着的。6位国企老总自杀带给人的震撼较之其他社会行为更加持久和强烈。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半年间，6名国企高管因何会在人生最得意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表面上看，是工作压力大、精神负担过重、患有抑郁症等原因。若深究，恐怕自杀原因并不是工作压力大那么简单。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年以来，已有数十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或“被立案侦查”。这些落马的国企高管在领域上来说，既有能源领域、通信航空领域，也有铁路领域、医药领域，还有金融领域，在企业性质上来说，既有垄断企业，也有来自市场竞争的企业。而这5位今年来自杀的高管也正是在这些领域。 当然，真相只有一个。由衷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打破“一死百了”既往不咎“潜规则”，大胆想象，小心求证，仔细调查国企高管自杀背后的真正原因，还生命一个尊重，还公众一个真相，也还党纪国法一份权威。 52岁的韦江宏“是从五楼跳下去的，脑袋直接撞在一楼的台阶上”，“没有人敢上前去，直到警察到来”。 韦江宏生前的社会身份是，营业额超千亿元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下称“铜陵有色”）董事长。6月25日，事发后第一天，事发地点已恢复了平静。6月26日，铜陵有色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恢复平静。 但是，外界没有停止对韦江宏自杀原因的探求。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这是今年以来第六起国企老总坠楼自杀事件。厌弃生命是需要勇气的。他们面对死亡，是恐惧，是痛苦，是遗憾，还是解脱？ 面对死亡，我们能谈的实在太少，所有的思考都将深扎于沉重的痛苦中。尽管如此，探寻他们的死亡真相，找寻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成为解读当下中国政经环境的一条重要路径。 这些身居高位的坠楼者，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职位与生死交织在一起，后者关乎为什么活，而前者关乎该怎么活。我们只能从坠楼者的上一秒开始，试着追问，解惑。 “回originalhome” “他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19楼的窗边，拿着手机同电话另一端的妻子说着话。挂断电话后，打开窗户，一跃而出。同事目睹情况，大声喝制，且冲入房内欲拉，为时已晚。”这是坊间流传的航天控股子公司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国雷自杀场景。据悉，自杀前，他打电话向妻子交代了遗言，好好照顾女儿，若遇上财政困难可找其上司帮忙。最后，他以一句“我要回originalhome”作为告别。 消息传出，市场惊叹，又一位国企高管跳楼了！5月18日，哈药集团副总经理兼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5月19日晚间，三精制药和哈药股份双双发布公告，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于5月16日被立案侦查，5月18日自称身体不适，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摆脱监护法警，于三楼卫生间跃下，身亡。 李国雷和刘占滨的自杀新闻尚未平息，6月24日，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韦江宏从五松山宾馆5楼阳台纵身一跃。 所谓“意外”，非天灾，非人祸，只是他人意想不到或者出乎意料之外的死亡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至6月，有6位国企老总意外身亡。1月5日晚间，中国中铁发布一则公告，称公司现任执行董事、总裁白中仁于1月4日，因发生意外去世。据消息人士透露，白中仁是从自己家中楼上跳下的。3月29日，大唐集团副总经理蔡哲夫去世。尽管大唐集团否认蔡哲夫为自杀，称其意外身亡，然而具体死因仍疑云重重。4月19日，北方信托董事长刘惠文在家中身故，而市场普遍猜测其同样为自杀。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身居要职的国企老总会自杀？这些国有企业出了什么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围绕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打转的普通人来说，这些有钱、有权的国企高管们过的日子是难以企及的光鲜亮丽。然而，古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他们所烦恼的或许也是普通人所无法想象的。 或许，对他们而言，自杀意味着自我救赎——结束了，一切都与我无关了。然而，对活着的人而言，关于他们以及他们所曾掌舵的国有企业的很多事，充满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变得多元，对于局外人而言，茶余饭后，也只能感叹一句：权、钱，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压力山大” 至今，警方对上述6位国企高管的自杀原因尚无定论。查阅这6人的各种消息，“抑郁症”三个字似乎是死亡关键词。在韦江宏过世24小时后，铜陵市公安局发布官方消息：“初步判断韦江宏系工作压力大、长期失眠、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坠楼自杀身亡。”对白中仁死因的各种猜测中，关于“其近年因公司债务负担重患上抑郁症”的说法甚嚣尘上。 尽管，没有任何确切的定论说，蔡哲夫与刘惠文生前患有抑郁症。但是，关于他们“长期精神抑郁、郁郁寡欢”的说法不少。警方初步确定，李国雷的自杀与工作压力有关之后，为了印证这一说法，关于“死者妻子留意到丈夫最近表现郁郁不欢，曾向家人透露工作压力大”的消息不胫而走。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理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从医学角度而言，“抑郁症”是可以被确诊的。但是，显然上述6人中应该无一人有这样的诊断报告。也或许，他们并未寻求过医生的帮助。 不管这些国企高管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是他们“工作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企业的掌舵者，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自然是他们所必须负担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一旦企业出现经营不善、财务困难等问题，他们也就“亚历山大”了 刘占滨9年底出任三精制药董事长和总经理，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司年其净利润突破3亿元关口，但好景不长，年后三精制药开始走下坡路，-年的净利润分别为3.98亿元、3.31亿元和.21万元，三年里，其业绩累计下滑高达98.37%。年，三精制药上市十年来，主业首现亏损。 中国中铁旗下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对于企业负债过重成白中仁自杀主因的说法，这样回应：公司债务压力确实过重，负债率太高，有的子公司甚至超过90%，如中铁五局便曾在破产边缘。年关将至，又发不出工资，前几天中铁一局和中铁四局的员工曾来讨要工资，“这事儿动静闹得挺大，估计直接诱发了白中仁的抑郁症”。 韦江宏跳楼的动机至今未被坐实，但其企业负面信息不断：经营不善、环保被督办、收购失败、增发不利。公开资料显示，铜陵有色最近几年的营收一直稳定在亿元以上，但净利润连续多年下滑，年净利润14.32亿元，年下滑到9.24亿元，年同比再跌近四成仅为5.73亿元。除营收压力外，环保督查力度的加大，也是铜陵有色的大麻烦。今年5月，铜陵有色两家下属企业铜陵有色金属集团金昌冶炼厂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铜冠冶化分公司上了环保“黑名单”。 韦江宏的另一重压力，可能与其主导的重组收购内蒙古赤峰市国维矿业有限公司有关。据了解，国维矿业目前已经关闭，原因是开采铜品位与评估报告不符，实际达不到开采品位。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铜陵有色在年初公布的增发方案进行的不太顺利。 “逃脱法警” 企业经营不善、业绩下滑，是国企老总“负气而走”的主要原因吗？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商业环境不及以往，企业经营压力普遍较大，如果仅仅因业绩下滑就要以死谢罪，绝不会仅仅是这6位国企高管。 诚然，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高管对于企业经营不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负首要责任。然而，任何一家企业的成败绝不会只因某一个人，尤其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换句话说，如果国企老总都有“以命效职”的责任感，或许中国的国有企业会更加辉煌。 经营不善、业绩下滑并非这几个月的事情，而且李国雷所在的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出现下滑。为何他们选择在了此时走上绝路？有传言称，与贪腐问题有关。 白中仁事件爆发后，中国中铁董事会秘书、新闻发言人于腾群再三强调，公司的债务和风险是可控的，公司业绩亦在好转，并不存在负债过重的问题。他指出，尽管中国中铁的负债率比较高，利润也不太高，但是其行业属性决定了该公司更多是为了解决人员就业问题，利润率很低，负债率与同行相比亦是类似，并不特殊。更有消息人士指出，实际上这两年来包括中铁公司旗下工程局在内的整个铁路建设市场形势是渐好的，“这两年来铁路投资在慢慢恢复，铁路政企分开、招投标改革之后工程企业拿项目也要相对规范，如果白承受不住压力，应该是在年日子最难过的时候，而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三精制药对年业绩彻底沦陷的原因颇为轻描淡写，该公司证券部在邮件中解释：年公司整合营销资源，调整销售策略，进行渠道整顿及消化库存，主导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同时主导品种的原材料成本不同程度上涨，导致毛利率下降。显然，刘占滨的轻生与其职责的相关度并不太高，而公告中明确指出的“逃脱法警监护后跳楼”字样，也就坐实了刘占滨贪污受贿被查的事实。 去年以来，医药反腐风暴席卷全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涉嫌商业贿赂案被查后，医院负责人、医药代表被抓的案例。而反腐之风终于刮到了刘占滨身上，知情人士称，华润黑龙江医药某中层实名举报总经理刘彦铎与“三精制药”合作成立公司，从而牵出刘占滨。三精制药一些中层被抓后，刘占滨知道自己要出事，开始托关系找人“打点”。他的行为被汇报给纪检部门，检察机关加快了对他的调查进度。5月18日早上，刘占滨被黑河市检察院带走。 显然，刘占滨涉嫌贪腐的事实是较为明确的，也是这自杀的6位高管中惟一一位被执法机关带走调查的。但是，没被带走调查的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问题。 有消息指称，内地执法部门最近立案对李国雷展开经济调查，而这也是导致他郁郁寡欢、情绪低落的原因。同样，对于韦江宏渉腐的说法也一直不绝于耳。有媒体曝出，韦江宏于今年6月13日接受媒体采访后，就淡出了公众视线：6月18日，安徽省国有企业改革专题调研组到铜陵有色集团调研；6月21日，安徽省财政厅到铜陵有色集团调研节能减排，韦江宏均未现身。关于“韦江宏已在五松山宾馆接受纪委调查，被限制出行多日”的说法更是盛传于世。 而除了医药行业正在猛刮反腐风暴外，铁路部门的反腐浪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白中仁年6月出任中国中铁总裁，年2月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免职调查，随后铁路系统落马官员不断。在年下半年，中国中铁旗下的中铁隧道公司高管被“一锅端”，该公司董事长郭大焕、总经理张继奎、总会计师裴广进三位高管同时被抓，检察机关指控三人犯了受贿罪。而且，包括中铁隧道老总在内的铁路工程局高管在受贿的同时也在行贿。 “人在江湖” 人事斗争，向来是国有企业的一大弊病，即使已经身处高位，也会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而这也是这些国有企业高管们面对的除了企业经营业绩之外的另一大压力。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许能映照这些国企掌舵者的心境。一位曾在央企工作过5年而最终选择逃离的民企老板曾这样对记者开玩笑道：“在政府机构及国企单位，那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几乎是‘血淋淋’的，斗不赢就出局。不想斗也不行，否则，你会被无数人踩得血肉模煳。” 因曾深得哈药集团前任董事长郝伟哲的赏识，刘占滨从9年7约开始执掌三精药业。哈药集团旗下只有两家上市公司，让刘占滨任三精药业董事长，可谓深得重用。据悉，郝哲伟曾有意让刘占滨接替自己成为哈药集团下一任董事长。不过，年郝伟哲退休，原哈尔滨市副市长、国资委[微博]主任丛国章调任哈药集团董事长一职。新董事长采取了和郝伟哲完全不同的战略，在公司内部也开始积极调整，对刘占滨的态度可能发生了变化。 刘占滨与刘春风不和，这也已是哈药集团内部众人皆知的事情。甚至有消息传出，刘占滨被调查或源于内部举报。年6月份，在三精制药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占滨再次当选为公司董事长，但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而由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春风接任公司总经理一职。在公司管理体制中，总经理一职把控着公司的整体运营与管理，在相当程度上作用大于董事长，这也正隐射出刘占滨在哈药集团内部的地位正在被逐渐边缘化。 当习惯自己成为焦点、核心的人被逐渐边缘化，不再只他一个人说了算之后，很多人都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心里的那道坎始终迈不过去。除了刘占滨之外，曾经在“泰达系”叱诧风云的刘惠文同样经历了这种被逐步边缘化所带来的痛苦。 刘惠文于年开始担任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年起担任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并兼任旗下多个公司平台的关键职位，从此开始全面掌控泰达。在刘惠文刚刚接手时，实际面对的是极不乐观的现状，泰达集团的前身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投资公司和进出口公司，彼时两家公司欠下银行万的巨额债务。为了摆脱困境，刘惠文以债务向银行担保，拿下2.5亿贷款。此后便开始了他重塑泰达计划的第一步——将泰达集团推向资本市场。 年8月12日，经天津市政府将天津美纶股份全部国有股权无偿划归泰达集团经营管理，当年9月24日更名为泰达股份。这场对于泰达系而言至关重要的重组便是由刘惠文操刀完成，至此泰达系第一次囊括了上市公司，日后也被认为是泰达系最具价值的一个上市平台，泰达系诸多优质的金融资产都被装入其中。经过多年的运作，目前泰达系已持有渤海银行、渤海证券、北方信托、天津信托、恒安标准人寿、渤海财险、国泰君安、天津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股权。 然而年5月，刘惠文从泰达控股董事长、党委书记以及泰达股份董事长几个岗位上离任，曾任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秉军接任泰达控股董事长，曾任天津塘沽八中团委书记的张军接任泰达股份董事长。在泰达系其他公司里，刘惠文也逐渐淡出，年担任渤海财险董事长两年后，也于年去职。截至其生前，在泰达系的核心位置上，仅保留北方信托董事长一职，刘惠文被“边缘化”的痕迹明显。 企业家的坎 近年来，关于企业家自杀的消息不时传出。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多名企业家因为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而自杀。其中既有国企的掌舵者，也不乏民营企业家们。对于这些企业家的死因却始终是谜，没有人能全面的解释，无法盖棺定论。 其实，企业家自杀现象绝非中国才有。据日本警视厅的《自杀白皮书》透露：年日本有名企业家自杀，年有47名企业家自杀。此后，每年都有企业家自杀。而韩国自杀率曾一度连续8年位居发达国家之首。现代集团总裁郑梦宪年8月自杀，造成全球企业界的轰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更是成为了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自杀的总统。 之所以这6位企业家的自杀引发众多 一位曾在商场沉浮，以失败告终的前企业家曾这样对记者谈起过自己的心理，“我二十岁出来工作，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最顶峰时手握三家公司，资产达到40亿元。之后三家公司纷纷破产。我不甘心，选择重头再来，却始终是‘跌倒爬起又跌倒’的戏码，在知天命之年，选择了放弃。”他说，“很多人瞧不起我，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家人。然而，你没有真正经历过，你就无法体会那种承担一家企业的艰难与重压。” “在中国做企业太难，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日子同样不舒心。其实，在领略过高处的风景之后，重新跌落回平地并能坦然接受的人并不容易，很多人都选择了不归路。”这位自嘲为失败人士的中年男子感叹，“虽然我并不成功，但是很多企业家跨不过去的那道坎我跨过去了。”（来源：国际金融报）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