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图了解人类心理的长远历史中，布罗伊尔和佛洛伊德处理歇斯底里古典症候群的方法是个突出的转折点。就像伽利略用望远镜探究未知夜空结构，分析时间的开发也开创出一个崭新方法，以探讨未知的人类内在世界。

一八八六年十月，佛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主要医学学会，维也纳内科医师学会的每周会议中，报告他和夏尔科的研究结果。佛洛伊德选择夏尔科的一个病患作为例证，说明在男人和女人身上都可以发现歇斯底里症状，而且在症候学上两者的病症差异不大。麦纳特挑战佛洛伊德，要求他提出男性病例，而且要能符合夏尔科描述的歇斯底里症状。伍尔班也有参与这次会议，数年后他向琼斯描述：

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麦纳特很情绪化，他患有失语症且右臂瘫痪。这就是他要为歇斯底里症找到解剖学根据的理由，而且这可能是他画出大脑的大致部位图的原动力。当年轻的佛洛伊德说出歇斯底里症也存在于男性时，这让麦纳特感到困窘。麦纳特年轻时的凶暴性情和情绪不稳定，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年轻时常喝醉，并且常被当警察的祖父关起来。

六周后，佛洛伊德以一位二十九岁雕刻师的病例作为例证，回答麦纳特的问题，这雕刻师患有半身麻痹——左半身丧失知觉。病人名为奥古斯特，求诊原因是身体左半边丧失触觉与感觉。病人的家族历史让人悲叹：父亲脾气暴躁；母亲苦于头痛。家中有六子：大儿子因大脑染上与梅毒有关的病而死；二子苦于痉挛；二子是军中逃兵；第四和第五个儿子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世。奥古斯特是第六个儿子，也是老么。他的癫痫症第一次发作是在八岁被马车辗过后。现在他是个与社会隔绝的人，苦于睡眠障碍和思绪失控，而且现在他的病症又因精神创伤而加剧，原因是还活着的二哥拒绝偿还借款。他的二哥拿刀追杀他，威胁要刺伤他。这名雕刻师惊恐地跑回家，昏倒在家门口，且剧烈痉挛了两个小时。

佛洛伊德当场拿这病人做示范，证明头部左边的皮肤丧失感觉，不论刺、拧或扭捏左耳皆没反应。甚至拿小纸卷插入左鼻孔都没有感觉。佛洛伊德把手指插入病人的左喉咙深处，但并未造成病人想吐的反应。佛洛伊德还证明，身体的下半部也有类似的“绝对麻痹”症状。蒙住病人的眼睛，他就无法用右手找到左边手臂或左半边脸部的器官。要求病人用左脚站立，他就会跌倒，证明平衡感受到阻碍。此外也有歇斯底里病患会出现的色感障碍。患者右眼的色彩视力正常，但是会把紫色看成灰色。左眼只能辨识黄色和淡红色。这是个有希望治愈的病例，因为症状变化很大，这表示患病区并无基本神经受损的情况。

这个病例代表了十九世纪晚期的神经学问题：如何了解看起来严重且和生理原因无明显关连的中枢神经功能障碍——疼痛、麻痹、感觉丧失。

佛洛伊德在一八八六年春天离开巴黎，回到维也纳成为神经领域的专业医师，并采用当时广受接受的方法治疗歇斯底里症：运动、适当饮食、避免劳累和压力、以强制方式禁式歇斯底里症状出现、按摩、电击刺激末梢神经系统(感应电流疗法)，以及冷水浴之类的水疗法。但是他也知道歇斯底里症不是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疾病。在夏尔科的同意下，佛洛伊德研究比较歇斯底里麻痹症状与神经系统确实受损的器质性麻痹症状，他做出结论：歇斯底里麻痹症状和真正的生理病症不一致。

器质性麻痹症分裂成两个不同类别。第一种病因是末梢神经纤维受损，第二种病因是脑内神经细胞受损。一八三〇年，贝尔(CharlesBell，一七七四-一八四二)在贝尔氏麻痹(Belrspalsy)的个案中证明，脸部末梢神经被压迫的原因，可能是病毒通过耳后颞骨之狭窄通道时造成的感染发炎。受感染部位的颜面肌肉都不能运作，以致造成脸部松垮、闭眼困难、脸部感到沉重，而且有唾液分泌和味觉的问题。在局部麻痹的病例中，几乎所有病例的复原都是自然而然，而且好得都很完全。在完全麻痹的病例中，复原情况端视神经受损的程.度而定。如果颜面神经对电流刺激的感觉依旧，那么百分之九十的病例可完全康复。

反对贝尔氏麻痹者，认为末梢神经纤维受到感染，也可能是因大脑本身受损，所以影响颜面神经。脑中的颜面神经细胞体受损，造成神经纤维传导的逐渐减弱。麻痹症状不再是整个颜面肌肉。比起下脸部，眼部四周肌肉的患病程度反而较轻微，这就是脑性麻痹(脑中风)的通用法则。在四肢麻痹的病例中，肩膀麻痹的程度比手臂还低，而臀部的麻痹程度比腿部还低。

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和这两种模式都不符。在可见的歇斯底里症状中，并没有贝尔氏麻痹讲述的末梢神经失调之肌肉群麻痹特征。而且在歇斯底里瘫痪的症状中，靠近肩膀的肌肉可能迟缓，但较远的手部肌肉却依旧灵活，或是臀部可能无法动弹，但该患者却可以走路。佛洛伊德的观察结果是，这模式符合了问题不是出自神经系统的假设。在一篇为医学百科全书写的文章中，他写道：

歇斯底里症失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不论在任何方面，它呈现的症状都和神经系统的解剖学症状不同。事情也许能解释成，歇斯底里症无视于神经系统的法则，一如我们自己在还没了解神经系统前的认识。

既然排除了器质性受损是歇斯底里症的病因之后，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想要认真解决这问题，就要找出探究的方法。

早在一八八三年佛洛伊德还没追随夏尔科前，布罗伊尔可以成功地和病人谈论病症的事就让他印象深刻。布罗伊尔有个病人是位十二岁大的男孩，男孩从学校回来后就抱怨头痛且呑咽困难。有数天的时间，这男孩拒绝进食，强迫进食后随即吐出。五个礼拜后，布罗伊尔受邀出诊，这时男孩已经累到卧床不起。他小心询问男孩有无伤心之事。男孩最后终于提及曾受到父亲强烈责备。但布罗伊尔无法确定这顿责备是否是真正的病因，于是询问有关学校的事，却得不到进一步的信息，就在布罗伊尔准备尝试催眠时，男孩那“睿智且活力充沛”的母亲却介入了，她请求男孩说实话。突然间，男孩泪流满面并开始述说他的故事。他在回家的路上去上公共厕所，里面有个男人对他露出下体，并要他把阴茎放进嘴里。男孩害怕地逃走，但是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父母。布罗伊尔的结论是：

他告解后马上康复。要产生厌食这种呑咽及呕吐的不适症状，有几个因素是必需的：男孩天生的神经质、强烈受到惊吓、性欲以粗鲁形态闯入他年轻的气质中，再加上厌恶感，而这一项是决定性的因素。男孩的沉默造成病情的持续，而且这种沉默让刺激找不到正常出口。

受到夏尔科的鼓舞，再加上深受布罗伊尔感动，一八八六年佛洛伊德从巴黎回维也纳后，就在歇斯底里症问题上积极和布罗伊尔合作，而且两人的合作关系异常紧密。布罗伊尔后来向瑞士精神病学家福雷尔(AugusteForel)回忆：

当我遇到用分析法处理会有帮助，但自己又没办法处理的病例时，我会把病例拿给刚医院回来的佛洛伊德博士，我和他的关系不论在私人或专业上都极亲密…….我们两个很自然地一起研究病例的病程、治疗法和病症产生的理论；我们的理论观点是透过这种方式发展出来的，当然其中并非毫无争执，但是因为如此密切的合作，所以很难分出哪个理论是他的，哪个理论是我的。

佛洛伊德带着夏尔科的讯息从巴黎回来，这讯息正是：应该严肃地将歇斯底里认定为是一种独立疾病，不是装病，也非女性才会有的疾病，而且多数人认为有害的催眠，其实是探究它的一种好工具。他知道这种病的病因不在器质因素。而且他知道布罗伊尔不是使用催眠来暗示症状的消逝，而是和病人一起探究和症状第一次出现时的有关情绪。夏尔科用催眠法观察歇斯底里症状，但布罗伊尔用它来倾听病因。然而只有观察是不够的，还有更重要的讯息必须用倾听的方式来获得。就像佛洛伊德在他所写的百科全书文章里提到的：

如果要(催眠)更有效，我们可以采用维也纳布罗伊尔首先采用的方法，引导催眠状态下的病人，回到疾病发生前的精神状态，并且促使他说出该失调症状第一次出现时的精神原因。这种治疗方法是新的，但是它可以让治疗成功，是其他方法无法达成的。

佛洛伊德用催眠疗法作为工具，揭露歇斯底里症的秘密——所得的成就刚开始让他觉得有点气馁但仍有可能出人头地(给弗里士的信，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为承诺的一部分，佛洛伊德着手翻译法国神经学家贝恩海姆(HippolyteBemheim)于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〇年出版的两本书籍，是有关催眠法和它应用于心理治疗的书。一八八九年六月，佛洛伊德为了改善自己的催眠技术，去南锡(Nancy)的医院拜访贝恩海姆，但是，拜访的结果让佛洛伊德失望。他发现贝恩海姆也很难引导他人进入催眠状态，尤其是对非住院病人。不稳定性是催眠常见的问题。一八九三年，阿姆斯特丹的艾登博士(DrFrederickvanEeden)陈述用催眠术治疗中产阶级病人的困难：

医院里做暗示，既无困难且成绩惊人。用权威态度执行这简单理论，下指令、用少许的话、无须解释，而且不用费力就能获得惊人的结果。

但是，如果患者的教育程度较高，很快就能证明这个方法不适用。这种病人多疑且能独立思考；命令式口气不只激怒他们，也会让他们觉得可笑；他们拒绝接受指令，而且在没了解原因之前是不会服从的。

一八九二年，佛洛伊德开始用一种新方法做实验。他从贝恩海姆处得知催眠后的病人只会忘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在医师的强行要求下病人就会想起。佛洛伊德打算把这项发现用在他所谓的按压技术(pressuretechnique)上，也就是把手放在病人前额，要求病人必须想起第一次出现歇斯底里症状时发生的事。

当佛洛伊德使用新技术进行实验之际，他和布罗伊尔的合作关系渐形紧张。以佛洛伊德的观点而言，布罗伊尔是位犹豫不决、不愿发表成果的恼人同事。就像佛洛伊德后来写给弗里士的信一样：“我相信他绝不会原谅我在‘研究’，强拉他介入某些事务，因为他确知一种事实有三种可能，且厌恶把结果一般化，认为那是种僭越。”（一八九六年三月一日)以布罗伊尔的观点而言，佛洛伊德是个死脑筋。就像他写给福雷尔的内容一样：“佛洛伊德是个只想弄出绝对而统摄一切公式的人；我认为正是心灵上的需要才驱策他将理论做最大程度的一般化。”两人在风格上的无法妥协造成了这段关系的终结。

布罗伊尔是位非常优秀的生物学家，而且在没和佛洛伊德合作前就很成功。布罗伊尔知道要了解生物学就必须仰赖详尽的解说，不能只仰赖公式化的概念原则。他和黑林(EwaldHering)一起研究时，藉由规律呼吸解开迷走神经的运作方式，而在平衡机制的研究中，他运用设计完整的鸽子实验，证明耳朵半规管内的流动淋巴液负责感觉头的位置。这研究让布罗伊尔发现到囊前列腺囊是感觉地球力场方位的器官，囊前列腺囊是内耳中充满淋巴液的膜组织。

佛洛伊德没有布罗伊尔成功。他的兴趣在心理学，而且他的嗜好不是详细解释而是深入了解。观察他早期在神经解剖学上的研究成果，他最吸引人的报告显然是神经系统结构之概说——一篇企图总括现有知识的报告。他和夏尔科一起工作时，最有趣的报告是歇斯底里症与器质性麻痹比较之理论报告。他常被引用的失语症论文，是纯理论性的成果。佛洛伊德有关幼儿脑性麻痹一书受到的褒贬皆有，贬的是过度理论化，褒的是：“他对临床和解剖数据的清楚、概括性解说和关键性评论，皆无人能及”。

佛洛伊德和布罗伊尔的歧异代表生物学理论的两种冲突方法，亦即著名的概括派和分解派。概括派强调生活事实的共通性，分解派强调生活事实的独特性。这两种派别少有合作成功的例子。佛洛伊德和布罗伊尔下了重大赌注在革新歇斯底里治疗法和了解上，而当人们在看待这项赌注时，惊讶的不是两人关系的决裂，而是直到成果发表前，两人竟能抑制因风格迥异而造成的紧张关系。

布罗伊尔和佛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症研究》写的五个病例中，布罗伊尔的安娜?欧小姐病例，导致后来“分析时间”的产生。琼斯在他为佛洛伊德写的传记里，揭露安娜?欧小姐的真实身分，她是著名社会工作者帕朋海姆，西德政府为了纪念她，曾在一九五三年发行纪念邮票。我们知道的帕朋海姆病历，除了得自布罗伊尔在《歇斯底里症研究》里用她的病例写的报告外，在瑞士克鲁兹林隔疗养院的档案里，也能幸运地找到一篇布罗伊尔写的长篇病历报告，还有布罗伊尔和疗养院、帕朋海姆的母亲和亲戚间的往来信件，此外更能找到帕朋海姆自己写的信件，而且这些文件皆有她的病情描述。

一八五九年，帕朋海姆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正统犹太家庭。她是马莎?伯奈斯的朋友。伯奈斯和帕朋海姆两家极为亲近；马莎的父亲死后，她母亲便指定帕朋海姆的父亲作为马莎的合法监护人。

一八八〇年，帕朋海姆家请布罗伊尔前往出诊，因为二十一岁的帕朋海姆小姐不断重咳且拒绝进食。她的病状始于去年春天，且病情在七月父亲因肺结核并发肺部疾病时加重。当时的她历经幻觉、精神恍惚、脸部痉挛、左眼窝疼痛和右手右腿的挛缩。接下来的几个月，帕朋海姆残疾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她的颈部肌肉开始麻痹；有严重头痛、会聚性斜视和视觉障碍；她的右边手腿丧失感觉并产生挛缩变形。但由于双手手指还能活动，故被断定为典型的歇斯底里麻痹症状。

其他的心理症状包括产生可怕的黑蛇幻觉、精神恍惚，这些症状在下午时，当她呻吟“苦闷、苦闷”的时候尤其严重，她会用多种语言胡言乱语，用六种不同的语言说话，但在三月初时，她只能用英语说话。

有七个月的时间，布罗伊尔每天都去探视帕朋海姆小姐。到了六月，由于担心她会自杀，布罗伊尔强迫她转到维也纳郊外的别墅内，就在茵兹尔斯朵夫(Inzersdorf)的一所疗养院附近。两个月后，也就是在八月，由于担心她的病情恶化，布罗伊尔把她带回维也纳，并采取密集的夜间诊疗。布罗伊尔和他的病人发展出不寻常的医病关系，他为保护这关系，所以避免草率判断和诊断，就如他向福雷尔解释的一样：

我的功劳在于我认识到这个我碰巧遇到的病例，对科学极为重要而且很有帮助，而且也在于我坚持用专注、忠实的观察方法，拒绝用预设观点来破坏这些重要事实的简单解释。

布罗伊尔观察到，一旦帕朋海姆在他们所谓的傍晚说故事时间，或帕朋海姆所称的“谈话治疗”或“扫烟囱”里，提过她的幻觉后，她的情绪就改变了：

她在叙述这些事情时改变是很惊人的；她脱离了心不在焉的状态，让自己轻松愉快地工作，整晚画画或写作，非常理性而且四点上床睡觉——然后整个过程重来一次。

更有趣的是，他发现某些症状之所以完全消失，也是拜傍晚说故事时间之赐。

有好几个礼拜，帕朋海姆拒绝喝流体食物，只用水果来解决口渴的问题：

……她当然会抱怨口渴难过，但是如果把水送到她嘴边，怎么诱导都不喝，且什么理由也没说。一个傍晚，她终于说出曾经看过朋友的小狗用杯子喝水，而这让她觉得很嫌恶。她当时没说什么，因为她不想让人觉得没礼貌(在好几星期前)。五分钟后，她抱怨口渴，接着喝掉了半瓶水，从此以后再没对喝水有排斥感。

在八月中旬，开始在维也纳诊疗的期间，布罗伊尔会在每天傍晚的集中倾听时间里，至少诱导她说出三个故事，后来他在报告里指出，这使得帕朋海姆从很多症状中解放：“整体观察这个个案，可以清楚看出她的病态举止……都是精神刺激的产物，而且在被说出之前，刺激会一直持续，但说出后刺激便丧失效力。”

帕朋海姆信赖布罗伊尔这种治疗方式，并称之为“谈话治疗”，这称呼沿用至今。然而，不要忘记医学的一句古谚：“医生治疗，上帝治愈。”这个治疗过程的更正确说法应该不是谈话治疗，而是“倾听治疗”。帕朋海姆的谈话治疗会有效，是因为她和布罗伊尔的医病关系。光说话是不够的：病人说话的内容必须被听到，而且病人必须觉得自己被听到。帕朋海姆一直在跟她的家人说话，但她的语言让家人害怕迷惑。只因布罗伊尔具有医师的专业技巧，且受过科学训练，因此能让他不带偏见地听到她的话。布罗伊尔透过倾听和帕朋海姆建立必需的关系，而透过这层关系，谈话治疗才能发生。当布罗伊尔强迫她搬到茵兹尔斯朵夫的时候，帕朋海姆拒绝和疗养院的职员进行傍晚说故事时间：

布雷斯劳尔博士(DrBreslauer)企图说服她述说自己的故事，但完全失败，就连他问的问题和我问的差不多时，也一样失败。即使是我也必须很费力地恳求、闲聊，而且常要重复陈腔滥调的说法：“然后有个男孩”，直到她突然“开窍”并开始说话为止。她一定要先握过我的手，确定是我本人后才开始说话。我发现这种拒绝在她心情恶劣、或因某人某事烦扰时尤其明显；她知道“说话治疗”会消解她的敌意和精力，而当她“不想做乖孩子”时就会拒绝这种方法。

一八八二年六月，布罗伊尔停止探视帕朋海姆，治疗的结束也曾遭来某些非议。一年后的一八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佛洛伊德写信给马莎，提到布罗伊尔为帕朋海姆治疗结束后所引起的闲话：

但是，原就谨言慎行的小马莎啊。对于我将要向妳说的事，妳更要谨慎。布罗伊尔对她的评价很高，而且放弃诊治她的原因在于这已经威胁到他的幸福婚姻。他可怜的太太没办法承受他完全专注于一位女人身上，而且提到她时口气热情。她忌妒另一个女人可以要求她的先生。她的忌妒没有用可恨的折磨方式来表现，而是用默默承受的方式。她生病了且丧失活力，直到他发现并找到原因为止。这当然足以让他完全抽离对帕氏的医疗注意力。这件事能请妳守密吗，小马莎？

马莎立刻在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日回信：

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布罗伊尔放弃贝尔塔(帕朋海姆)。我可以想象那些局外人的说法是错误的，说他的退出是因为无法再帮她。令人好奇的是，除了她当时的医生外，没有其他男人能亲近可怜的贝尔塔，也就是当她健康时，她已经“有办法”让最明智的男人晕头了，真是位不幸的女孩。

布罗伊尔的传记作者希尔施米勒(AlbrechtHirschmimer)，对于这治疗的结束做了最透彻的说明。布罗伊尔因治疗她时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而精疲力竭。就像布罗伊尔写给福雷尔的话：“……一个开业医师在治疗这种病例时，还希望他的活动或生活不被摧毁是不可能的。”琼斯写说布罗伊尔是被帕朋海姆的假装怀孕给吓走的，但他的著名故事没有历史证据可以支持。布罗伊尔会做出这项决定，似乎是因他觉得和帕朋海姆的治疗关系遭遇困难，外加他对安娜?欧的治疗只有部分成功，而且当时还不了解医病关系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为了让治疗成功，这种关系是需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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