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老干部怎样评价文革和毛泽东

中国石画

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弄农民平均主义，58年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食其力”变成“闭关自守”；

9．年提出四个现代化，66年又开始弄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弄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毛病，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份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弄农民起义，普遍产生这类“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时间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1人负责，我也是有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进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沉思。（见中直）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随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随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政法界一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毛病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毛病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在思惟方法上违背真谛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出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毛病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当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为毛病和有害的。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谛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毛病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致使迷信，将其毛病当真谛。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就不包括毛的毛病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谛的实践标准，由于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毛病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毛病不是我的）；他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为了剔除毛的毛病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分，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导”，如何辨别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3、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门。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触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干。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挤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些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守旧又反冒进”的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成功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甚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甚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沿。谁知道我身旁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披荆斩棘，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

李颉伯说，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括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见“国5—21”）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弄“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份子）。他说：

“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样用这类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乃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寻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毛病（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4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变成机会主义者、独裁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自满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大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62年7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他人（对他）弄突然袭击，他自己就弄。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弄得手足无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不是“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委过予人。比如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3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导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3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10协议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何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弄“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收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由于他们比我们晓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一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评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弄“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年龄》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旁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弄“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没必要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外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甚么矛盾解决甚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信，绝不能反；并自己承当。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毛病，是16个字：

“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他说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同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

李锐同志在会上侧重回想了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他人写检讨，有时为到达某一目的，乃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1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类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和谐，承认年有些事他有，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发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相互打架。”仿佛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见国)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未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类朝三暮四、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进程，“起初在兵士中朱比毛的威信高，毛有妒忌心，是二人不和缘由之一。”陈友群还谈及，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身加上“毛主席万岁！”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很多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宣称“不惜以本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本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本日之毛病否定昨日之正确。（国）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眼前，孤伶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我印象里，会议主要是这样几个有争辩的、尖锐的问题。

4、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以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之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线路的斗争，要反应党内健康气力与正确线路对毛病线路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毛病线路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笔者按：当时与会者还遗留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惟惯性。大家质疑：不是讲了10次路线斗争吗？怎样文革之前就没有路线斗争？毛泽东反右倾，整彭德怀，这是什么线路？这不是右倾，是左倾的问题。解放后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线路是主导方面，另外有一条线路是和毛泽东的线路作斗争，对毛泽东的专权，党内是有所抵制的。只是，谁坚决抵制，谁就倒霉，就挨整，包括文革中谭震林和一些老帅不是坚决抵制吗？却被批为“二月逆流”！所以大家强调这个。）比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线路，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线路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遭到挫折”，而是压抑人民民主，败坏党的风格，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评“引蛇出洞”的极为毛病做法），是党由正确线路引上毛病线路、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保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应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气力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线路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外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誉”，要求改成“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毛病思想？或把毛泽东的毛病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分开来，而说甚么存在的线路一条是“极左”（林、4），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委曲。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毛病写成是全党的毛病；……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履行的线路基本是正确的”，这1估计本身是毛病的。原稿以这类毛病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掩罪藏恶，为毛主席的毛病线路及其造成的灾害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毛病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论

上面仅是我对第一组的讨论和所阅其他组简报的片断记录，容或不周全，但管中窥豹,也可略见一斑。

我认为，应当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末，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1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史无前例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乃至是不敢听的，这次各抒己见，想讲甚么就讲甚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应，这是一次各抒己见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勇于比较深入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勇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史无前例的，最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勇于比较深入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癒，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逼真。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和对自己的伤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身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何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发他，和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何”。终究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用。由于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到达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斟酌还是郁于传统的思惟，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因此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历史决议对毛主席是作了“违心、唯心”的评价。

据邓力群（《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在《历史决议》通过后仅10天，于1981年7月7、8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最重要的一条”是邓小平“亲身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1）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2）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毛病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3）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部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弄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对各种意见，小平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甚么理由，只要离开3项基本要求，虽然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这大概就是当时为何会通过这个具有“违心、唯心”印痕的历史决议的政治背景和留下历史遗憾的缘由吧。

由此也可见，这次大讨论虽然进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力排错议”（？）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今年正好是四千老干部大讨论的30周年。而近些年社会上一股复辟文革的权势却在“唱红”的旗帜下，大唱文革时期宣传个人迷信的歌，重编所谓《毛泽东箴言》的语录，花几千万巨款大树特树重达吨的毛泽东巨型雕像，韶山建立的雕像竟成为万人跪拜的神像。最近北京还出现一个所谓“红色经典主题餐厅”，竟然推出1台宣称是“怀旧红色经典豪情岁月”的、“以中国历史上那段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有当年的对口词、忠字舞、样板戏”的、“再现当年红卫兵”的“革命节目”（见年12月30日北京市邮局随报纸散发的《北京邮政广告》）。特别是极左权势竟然煽动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气势之猖狂，使人骇异！看来，要推动政治改革，保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原历史真相,完全否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是不能绕过去的关。现在是按本文开头所引小平同志指导和广大党的干部和大众的意愿，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罪错的时机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势非重写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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