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三国》中有这么一个桥段，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话说，曹操在许攸的帮助下，终于火烧乌巢，一举重创了袁绍，从而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凭借此功，许攸逐渐猖狂起来，不仅直呼曹操的小名，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揭他的短。

而许褚身为曹操的小弟，自然非常恼火。正因如此，许褚后来面临许攸的挑衅之时，便毫不犹豫地成全了后者，随即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看到这，不少观众纷纷大笑：许攸真是“找死”！

调侃归调侃，不少读者也对这个桥段提出了质疑：对比严肃的历史来说，无论是许攸的“猖狂”，还是许褚的“耿直”，都显得有些幼稚。那么，正史记载中的许攸，也是因此而死的吗？

一、许攸之死是为“白者”告密

显然不是。曹操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自然不会放任这种幼稚的事情出现，而许褚是他的护卫，在没有得到曹操允许之前，也断然不会贸然行事。

当然，许攸之所以倒霉，虽然与许褚无关，但的确与他的“口无遮拦”有着不小的关系。令人心惊的是，许攸之死，竟是他人告密。

按《三国志·董二袁传》注引《魏略》

“其后从行出邺东门，（许攸）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

许攸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口嗨”，竟然被“白者”听了去。而这件事被曝光以后，等待他的便是死路一条。

这就是“小报告”的大威力，一个名不见经传之人的偷偷告密，便除掉了一位大功臣。可以说，在曹操的纵容之下，这个神秘的“白者”，已经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可怕“组织”。

回顾曹魏政权的成长过程，其实就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曹操打击清流名士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白者的“告密”。

这种风气，看似为士族所不耻。但从曹操的任用来看，有不少人总能得到莫名的升迁，而且多半会顶替掉因为“被告密”而受诛的同僚。

乍一看，这是非常奇怪的。东汉以后的名士，皆是饱读圣贤之书，满口的“仁义道德”，而告密这种小人行径，自然会受到他们的“口诛笔伐”。

偏偏，在士族力量最为强盛的北方，名士豪杰林立的“大本营”，这种告密之风反而愈演愈烈。

不用想，“告密”之风盛行的背后推手，正是曹操本人无疑。

二、曹操对“打小报告”的态度

身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曹操对待“打小报告”的态度，不是根据其个人的喜好而决定的。相反，曹操更看重的是：这种风气是否能给他带来政治收益。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展现出了难得的“大气”。当时，因为袁绍集团的强大，曹操麾下有不少将领、文臣，都暗中与袁绍互通书信，想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在击败袁绍后，这些往来书信，也就到了曹操手中。

不过，曹操并没有当场发作，反而当着大伙的面，公然将这些书信销毁。这个桥段，并非是小说原创的情节，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按照《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为了更好地收买人心，曹操还说了一句话，用来给众人一个台阶下：“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一向鼓励“打小报告”的曹操，为何会做出这个举动呢？

其实，曹操此时虽然击败了袁绍，但还是离不开这些“肱骨之臣”的助力。因为他只是击败袁绍，并非真正得到了河北。

在这个时候，如果曹操贸然追究，一些将领为了保命，难免会选择叛逃到袁绍或袁氏二子的麾下。这么一来，曹操前期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所以，曹操需要安稳军心，并一鼓作气将袁绍彻底消灭。当然，曹操在完成了这个目标之后，他就可以鼓励属下“打小报告”了。

而许攸之死，就是曹操向外界释放的一个信号。彼时，曹操已经得到了冀州，并进驻了有“天下重资”之称的邺城。其军事、经济能力，也因此达到了一个信的巅峰。权柄的暴增，让曹操有了底气来推动“告密”之风的盛行。

比如大名士孔融的遭遇。建安十三年（公元年），曹操扫除袁氏余党，平定了北方。在这之后，曹操进位大汉丞相，一时位极人臣。为了表达出自己的“强权”，曹操不惜以文坛执牛耳者、孔圣人嫡系子孙孔融来“开刀”。

在曹操的授意之下，一批人开始攀咬孔融，光是暗中告密的书信，就不下于数十封。这些人，为了污名化孔融，把后者开玩笑说的一个“荤段子”添油加醋写进了告密信中，以此污蔑孔融“不仁不孝”。

孔融百口莫辩，当即被下入大狱。不久之后，曹操“顺坡下驴”，竟然连表面的查证功夫都不做，便将孔融满门诛杀。一时间，群臣被这“白色恐怖”吓得静若寒暄，生怕自己也遭到了“白者”的告密。

话虽如此，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有些名臣一个不小心说错话，就有可能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曹魏名臣娄圭的下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时，娄圭跟随从曹操出行。见到曹操、曹丕父子相玩甚欢，这位以忠直而闻名的娄圭，随口说道：“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

娄圭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一句客观的“吐槽”，却被有心人听了去，于是“人有白者，太祖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

这种手段，是很不光彩的，但曹操却运用得炉火纯青。原因无他，这能让曹操顺利完成自己预期的政治目标。

其一，借机打压清流名士。曹操“崇尚法术”，颇为反感清流名士的那一套腐儒作风。通过“告密”这种高效、便捷的手段，曹操便能毫不费力除掉自己在朝堂中的障碍。

其二，“告密”无异于“造谣”。俗话说，“造谣一张嘴”，曹操想要的，并非是各种准确的信息，而只是希望通过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来为自己除掉政敌寻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

其三，宣扬“白色恐怖”。随着曹操的权柄越来越大，曹魏政权中的“告密”风气也逐渐有了“公开性”和“透明性”。它就像是悬在众多朝臣头上的一把“利剑”，让汉臣在高压之下，没法生出反抗的心思。

三、曹操的多疑性格

除此之外，曹魏政权内部兴盛于“告密”风气，未必没有曹操多疑性格的影响。从曹操的经历来看，他幼年丧母，性情中本就缺少了一丝柔情，反而多了几分狐疑。

小说演义说他“梦中杀人”，并非没有依据。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提到：

“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三国志·崔琰传》中也说：“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皆以恃旧不虔见诛。”

在多疑的性格下，曹操难免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下属。在挟持汉献帝之初，曹操的力量尚且不足，与之对抗的董承，不止一次想要暗害曹操，还与刘备等人搞出了大名鼎鼎的“衣带诏”事件。

从曹操后来的动作看，他之所以能获悉这个阴谋，也多半来自于“白者”的偷偷告密。只是在当时，曹操还需要士族门阀的支持，只能在背地里偷偷使用。但尝到了甜头的曹操，又怎么会放弃这个简单而又高效的办法呢？

即便在后来，曹操在官渡之战中销毁了属下与袁绍往来的信件。但按照其多疑的性格，自然是留下了后手才对。

按《三国志·赵俨传》注引《魏略》：

“太祖北拒袁绍，时远近无不私遗笺记，通意於绍者。俨与领阳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俨为陈绍必败意，通乃止。及绍破走，太祖使人搜阅绍记室，惟不见通书疏，阴知俨必为之计，乃曰：‘此必赵伯然也。’”

这段记载的大概意思是：当时有一个叫李通的人，在官渡之战期间也曾与袁绍有过往来。可曹操在翻阅了缴获的书信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因此，他怀疑是当时的主薄赵俨偷偷把好友李通的书信给抽走了。

可按照前面的记载，曹操应该把这些往来书信都删掉了才对，为何他又能随时查阅到这些记录呢？

对此，裴松之便表达出了自己的疑惑：“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语为不然。”

实际上，并非是《魏略》中的记载有什么出入。其最大的可能是：曹操在当众烧毁这些往来书信之前，便已经命人进行过“备份”了。这么做的目的，便是为了他后来随时取用。

正因如此，曹操才会怀疑赵俨。因为他清楚记得，李通的确与袁绍有过往来，而在备份的记录中，却又没有找到证据。而赵俨身为丞相府的主薄，是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料的。难怪，曹操会产生怀疑。

从这个例子中，不难看出曹操的老谋深算和多疑性格。

原来，他对待“打小报告”的态度，始终是支持的。就算一时没有表现出来，也是为了更加深远地打算。

相较于曹操，吴蜀两国虽然也出现过“告密”的案例，但从规模、数量以及影响程度而言，都是远远比不上曹魏政权的。

四、吴蜀两国的“小报告”

与曹操类似，孙权也是个反感儒术的枭雄。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孙权并不介意使用一些“旁门左道”。

比如佞臣吕壹，就是个擅长“打小报告”的酷吏。

当时，孙权眼看江东豪族一步步做大，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愈发惊人。无奈之下，孙权只好培养出了吕壹这个酷吏。后者心领神会，开始捏造证据，为孙权打了一封又一封的“小报告”，并顺利扳倒了几位重臣。

要不是吕壹后来的“膨胀心态”，开始敌我不分的胡乱攀咬，孙权自然会乐意庇护着吕壹，将“告密”之风大肆发扬起来。

只可惜，吕壹的激进行为最终把江东士族给得罪很了。孙权在处死吕壹之后，也受到了很大压力，没有继续推行这个“缺德”的手段。

再来看蜀国，“打小报告”的例子虽然少见，但却很典型。

一个是马超偷偷“举报”了彭羕。后者因为外放，来到好友马超这里喝酒，并在席间发了几句牢骚。

在蜀汉的马超，一直是谨小慎微，生怕刘备哪天找他的茬。因此，在“彭羕”说出狂悖之语后，马超很快便将这件事密奏了刘备。结果就是，彭羕被处死，而马超也因为不光彩的“告密”，在刘备心中的地位再次下降了几分。

由此可见，在刘备执掌下的蜀国，是不鼓励“打小报告”的行为的。不仅是刘备在位时，就连诸葛亮执政时期，也很少见到有关“告密”的记载。

这是因为，刘备根基薄弱，没有强大的实力来镇压住因为“告密”风气掀起的骚动。更何况，这时的刘备，更需要士族集团的好感，来换取刘氏地位的巩固。

至于诸葛亮，虽然他本人经常向刘禅“打小报告”，但从后者的那句“政由葛氏，祭由寡人”来看，诸葛亮的“告密”，更多是通知。也就是说，诸葛亮向刘禅“告密”，也只是下达自己的决定，更多时候下，他不需要用谗言来达成自己的政治诉求。

正因如此，诸葛亮执政时期，蜀国类似的“告密”例子，几乎是少之又少。除了诸葛亮本人行事光明以外，也和他的“强权”有关。哪怕是想要处理什么人，诸葛亮都能找出让人信服的理由。

不过，诸葛亮去世之后，蜀国又渐渐掀起了“告密”之风。

比如杨仪因为不受重用发牢骚，费祎便向刘禅告密；还有车骑将军刘琰，因怀疑妻子与后主有染，将其处以私刑，结果被人告发。最后，杨仪、刘琰二人皆下狱而死。

从“告密风气”地逐渐兴起来看，蜀国后期的政治，已经走了下坡路。

因为在刘备、诸葛亮掌权时期，他们还能镇压住朝堂；可到了刘禅在位时，后者没有强大的实力，却依旧以这种不讨喜的方式维护自己的颜面，并要强行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

由此可见，刘禅重掌大权的路子，走得并不顺畅。

基于此，他也只能“急病乱投医”，选择了这个并不高明的损法子。由此，还衍生出了宦官黄皓专权的恶劣影响，从而为蜀国日后的倾颓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