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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内容来自作家卡伦·霍妮作品）第一章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部分） 今天，“神经症”一词已被我们运用得十分随便，然而我们对它的实际含义却往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们通常不过是用它来自炫博学地表示对某种行为的不赞成而已。如果我们过去习惯于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那么我们现在很可能会径直说他是“神经症”。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还是意有所指的。我们不自觉地运用了某些标准来决定我们使用这个词的对象选择。 首先，神经症病人在其对待事物的反应上就显得与众不同。假如有这样一位姑娘，她甘居下游，不求上进，拒绝接受更多的薪金，也不希望与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她视为神经病。再例如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每周只有三十块钱的收入，尽管只要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就可以挣得更多的钱，但他却宁愿以这笔微薄的收入尽量地享受人生；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与女人的厮混中，要不然就是沉溺在那些雕虫小技和无聊嗜好中。对这种人，我们也很自然地会称他们叫神经病，其理由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仅仅熟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鼓我们去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金钱。 这些例证表明：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病人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如果这个没有竞争欲（或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某个普韦布洛(Puebol)印第安文化中，那么她将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同样，如果这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或者生活在墨西哥，那么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满足绝对必需的直接需要外，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获取更多的金钱和花费更大的努力。如果回溯得更远，我们会发现，在古希腊，超过个人需要而拼命工作的态度，毫无疑问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种说法，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在使用中却不可能不具备其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对病人的文化背景一无所知就对他的腿部骨折作出诊断，但如果我们把一个声称他拥有种种幻觉并对此深信不疑的印第安少年诊断为精神病人，我们就会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对幻象和幻觉的经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禀赋，是一种来自神灵的福祉。拥有这种特殊禀赋的人，会郑重其事地被认为享有某种特权和威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有谁声称他曾与他已故的祖父长时间地交谈，他一定会被视为神经病或精神病患者；但在某些印第安部落里，这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却是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因别人提到他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大为恼怒，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是神经病；但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Apache)文化中，这种人却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男人如果因为接近一个正在行经的妇女而深感恐惧，无疑会被我们认为是神经病；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对月经的恐惧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 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今天，如果一位成熟而独立的妇女因为自己已经有过性关系，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被高贵的人爱”，那她一定会被怀疑是患有神经症，至少在许多社会阶层中就是如此。然而40年前，这种犯罪感会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心态。正常与不正常的观念还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封建阶级的成员会认为男人终日游手好闲，只在出猎和征战中才一显身手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然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果表现出这种态度，就会被认为是严重地不正常。这种观念还因为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和女人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女人在临近40岁的时候，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是“正常的”；而男人在这种时候因为年岁而发愁则会被认为是神经症。 第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在我们所说的正常中，存在着种种不同和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知道爱斯基摩人的清洁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我们也知道士著巫医治疗病人的方法同现代医生治疗病人的方法完全两样。然而却很少懂得，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也有着种种的不同和差异。人类学家曾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指出过这一点。正如萨皮尔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人”的内涵。待续……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