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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她被诊断为双相，病情严重，休学2年

02、很多患者都有的麻木感，背后往往有心理创伤

03、一次深度催眠后，她每到傍晚就心慌的症状消失了

04、为什么遇到负性事件时，她会感觉身体不受控制？

01、她被诊断为双相，病情严重，休学2年

翠莹是一名高中生，4年前的冬天就出现头疼、耳鸣、失眠、容易发热的症状，医院反复检查都没查出器质性问题，也尚能正常上学。她的父母虽然疑惑，但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又过了几个月，她的弟弟出生，她的症状加重了，情绪波动更大，看东西的时候视线里还出现小黑点，甚至是出现视线盲区，医院检查，还是没查出问题。

这时翠莹的父母开始重视了，他们腾出更多时间陪女儿学习，翠莹的症状有所缓解，视力的症状也消失了，但情绪还是容易波动，中考后还出现过情绪大爆发，在家里大吼大叫、砸凳子。

父母带翠莹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她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接受过药物治疗，还住过院，接受过几次改良电休克治疗（MECT），可见当时的症状非常严重。

翠莹的爸爸本来以为这个病只要吃药就会好，他通过工作和社会关系，找了几位有名的大夫给女儿看病，药物方案调整了很多次。可他经过一段时间发现，药物只能让症状有所缓解，还是没法彻底治好女儿，翠莹还休学了，父母和她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回到校园。

翠莹爸爸开始意识到，女儿的病症与他和妻子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女儿需要接受深入的心理干预。辗转了解到我们后，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前来面诊。

那时候，翠莹已经休学2年了，父母都很焦虑，很希望我们可以帮助翠莹走向康复。但翠莹却比较心灰意冷，医院的心理治疗，觉得心理治疗师就是讲道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要她重复地讲述过去的经历和个人隐私。

而且，她来面诊前对我们几乎没有了解，只看了父亲转发她的几个视频，是被父亲逼迫着来的，内心其实很不情愿。

但没想到，我对他们一家的面诊非常顺利，翠莹虽然病情严重，但我取得了她的初步信任后，她反而健谈起来，和我非常投契；以至于她爸爸马上找工作人员申请延长面诊时间，那天我们共面诊了3个小时。

翠莹跟我说，她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不开心的事。比如父母经常吵架，爷爷奶奶有时也跟妈妈吵架，而妈妈有时也会忍不住向她发脾气、抱怨。可妈妈情绪好的时候对她也很好，而且，妈妈是家里陪伴她最多的人了，所以她对妈妈很依赖，如果妈妈加班不能回家，她会特别孤独、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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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爸爸，翠莹形容他是“诈尸式教育”，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不在家里，也不陪她，可偶尔一出现就说翠莹哪里做得不好，批评她，总拿她跟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还会把工作上的负性情绪带回家。

从翠莹的语气和表情里，我能看出她真的非常讨厌父亲。

在校园生活方面，她也说了不少遭遇，其中有一件特别重大。初一时她读的是住宿学校，出现了间断性耳鸣，还反复莫名其妙地发烧，老师经常通知家长接她回家。

有一次她又生病回家了，却不小心把自己的日记本落在了教室讲台上，日记里记录了一些她对部分同学、老师感到不满的心里话。第二天老师上课时发现了，也不知道是谁的，打开来就在全班人面前读了起来，大家很快就发现这是翠莹的日记本。

这下就跟炸开了锅似的，有几个被翠莹在日记本里吐槽的同学非常生气，找机会把日记本撕了个粉碎，还在背后说翠莹坏话，整个年级都知道了，很多人议论她。

后来，翠莹还是从隔壁班的一位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震惊、愤怒。她跟父母说有几个同学议论自己，但父母不相信，说那几个孩子品学兼优，不会议论人的。父母也因为这件事找过班主任，但最后还是没有妥善解决，不了了之。

最后，翠莹完全没法在那个学校待下去了，选择了转学，又重新读了一次初一。

弟弟出生和中考之后，翠莹的情绪症状一次次加重，在医院就诊时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情绪失控大吼大叫时，医生、护士对她采取过保护性约束措施，“他们把我绑在床上”，这也在客观上对她造成了二次心理伤害。

对于这一点我跟她解释了，她当时情绪非常激动，也不愿意配合治疗，医生和护士为了避免她伤害自己和别人，只能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在那种情况下，这是必要的手段。

出院后，她的症状有所好转，但还是比较容易情绪崩溃。翠莹很绝望，觉得吃药和心理治疗都没法让自己好起来。

翠莹的父母也跟我介绍了一些家庭和孩子的情况。尤其是父亲，他已经意识到女儿的精神心理问题跟他的教育方式有关。自从女儿患病后，妻子指出了他的一些问题，他也愿意接受和改变。可是，翠莹单独跟我说，她认为爸爸只是做做样子，不是真心的反省。

翠莹愿意向我诉说过去的经历和感受，她父母对我也很认可和信任，我觉得非常欣慰。在面诊的最后部分，我也向他们提供了初步分析和建议。

虽然3个小时的面诊不能十分详尽地了解她的成长经历，但毫无疑问，她遭受了很多叠加性心理创伤，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而在家庭中，最主要是来自于父亲。至于像过度夸奖导致的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至少在面诊中我没发现。

所以，我并不认为翠莹是真正的双相障碍。在她和父母记忆中，她从没有出现过情绪高涨、内心兴奋、自高自大的典型轻躁狂/躁狂状态。大夫诊断她为双相障碍，是因为把她的情绪激动、大吼大叫、砸东西看作轻躁狂/躁狂状态了。

但我们认为，翠莹这种表现其实是激越状态，是叠加性心理创伤被大量激活后的情绪爆发。如果按照主流精神科诊断标准，我认为翠莹更准确的诊断是“抑郁障碍伴激越状态”，还有敏感多疑、易怒的偏执型人格改变。

如果从我们多学科诊疗（MDT）的角度，翠莹非常符合我们提出的病因学诊断——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

包括她从初中就开始出现的躯体症状，发烧、视觉问题、耳鸣、头疼，去了很多科室都没有检查出器质性问题，我认为这很可能是长期处于应激、压力下导致的。也就是说，很可能属于心理因素引起的功能性躯体不适。后来父母对她的陪伴增加了，这些症状就减轻了，这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她休学、尝试复学不成功，这是典型的、严重的学习障碍。翠莹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孩子，渴望获得优秀成绩。但自从情绪出现问题后，她的学习效率下降了，成绩自然也下降了。她不断自我施压，变得更加焦虑，失眠加重，又反过来影响学习，陷入了恶性循环。

我还跟翠莹解释，医院里的心理治疗感到失望，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采取的不是主流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而是深入、专业、高效的临床心理干预。

讲得具体一些，我们不用跟她讲那么多“大道理”，而是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寻找并修复她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按照经验，她的症状很可能会大幅度缓解，甚至消失。

我们还要根据她的心理创伤事件，对父母进行深入的家庭治疗，告诉父母该如何具体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这样她接受心理干预回家后，父母才知道如何继续帮助她康复，而不是继续对她造成叠加性心理创伤。

除此之外，利用专业的心理干预引导她提高逆商、进行初步的人生规划，并且消除学习障碍也很重要。如果能实现这些干预目标，她自然就有望完全撤药并复学了。

对于翠莹的父母，我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大，我督促他们还要加强自我反省，互相指责无助于解决问题。

面诊之后，翠莹和父母都非常希望接受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我们经过评估后也认为合适，决定收治翠莹。

02、很多患者都有的麻木感，背后往往有心理创伤

过了几个月，翠莹跟着父母正式前来接受临床干预。从他们嘴里，我得到了不少好消息。

比如，翠莹自从面诊后，情绪波动和过度购物的频率有所减少，面对弟弟时的情绪也好了一些。她还恢复了一定的兴趣，有时会拼乐高，还学车，注意力有所提升，学完车就去健身，有助于负性情绪的释放。

而且，因为翠莹很期待接受临床心理干预后能康复，最近还跟父母讨论了以后要学什么专业，内心燃起了希望。

不过，翠莹每个月生理期时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近期有过一次大爆发，还在服用4种精神科药物。而且父女间的亲子关系还是比较差，尤其是翠莹情绪不好的时候，总会提起父亲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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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了解了翠莹的近况后，我进一步向她解释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技术，尤其是病理性记忆、内隐记忆、外显记忆和记忆再巩固的概念。这些详细的讲解能帮助她更好配合治疗，也就更有可能提高疗效。

不过，在这个前期的心理干预中，出现了一次小风波。

翠莹的妈妈告诉我们，女儿迫切地希望能尽早接受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考虑到她的病情确实比较严重，几个月后又要复学了，所以我们适当地缩短了他们的等待时间。

比如，通常来说，我要先对患者进行催眠感受性测试、催眠感受性强化，评估认为患者已经做好准备后，才能在次日、或者几天后将患者转给催眠治疗师Lucy。

可对于翠莹，我们加快了速度。那天我告诉她，我会先对她进行催眠感受性测试，如果发现效果不错的话，就让她休息片刻，就马上转给催眠治疗师Lucy。

结果翠莹的脸色一下子不好了，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波动，语气也比较冲，说对我们的信任度只有5分（满分10分），并不满地问我，“何叔叔，你到底是一个商人还是医生？”

我当时很惊讶，仔细跟她交谈后，才发现原来她误以为休息时间也计算在心理干预时间内，以为我们是想故意拖延时间、多收她父母的钱。

我很认真地向她解释了真相，而且这场误会事小，但更严重的是，这说明她敏感、多疑、容易把别人的好意当坏意的偏执型人格改变非常明显。我也告诉她，深度催眠下的心理干预要求患者有较高的信任度，不然的话，效果会不理想，那还不如终止干预。

翠莹非常不好意思，她也承认这确实是自己敏感多疑了，希望后续能通过深度心理干预解决这个问题。她能及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也给了她一个认可，希望她继续加强自我觉察。

这个心结解开后，接下来的催眠感受性测试非常顺利，翠莹的放松程度相当高，我把她转给了Lucy。

当天傍晚，Lucy和翠莹梳理了翠莹目前主要的症状和问题，Lucy在纸上记录了很多，主要是翠莹的多个情绪症状，比如容易激动，对自己和别人都缺乏耐心；还有她在家庭和学校里遭受过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两人顺利地建立了信任。

第二天，翠莹第一次接受Lucy实施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经过商量后，她们决定处理的是翠莹“感到麻木”的症状。

翠莹说，她平时很容易陷入一种脑子空白、几乎没有情绪和感觉的麻木感。我们遇到过不少患者都有出现过这种感觉，尤其是服药比较多的、接受过改良电休克治疗（MECT）的患者。这背后有治疗副作用的因素。

不过，翠莹说她得病前就经常感到麻木，Lucy判断这背后很可能有创伤事件。果然，在深度催眠下她找到了多个心理创伤，其中最主要、最根源的是一件是在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很多人都早早回家，与家人一起在电视机前看开幕式。翠莹那年刚上小学，她也很希望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与父母一起看开幕式，可父母那天要加班，她只好被送到了爷爷家里。

翠莹坐在沙发上看着开幕式，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她打了7、8个电话给妈妈，希望她快点回家，但妈妈都说没办法，爸爸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翠莹心里的委屈感、孤单感越来越强烈，而且逐渐变得烦躁、痛苦，一直持续到开幕式结束，她父母都没回来。开幕式结束时，她已经进入了一种脑子空白、注意力分散的麻木状态，似乎什么情绪、感觉都没有了，更加不抱有希望了。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从无比压抑、痛苦逐渐变得麻木，这类似于一种心理防御。而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当我们焦虑、烦躁、痛苦的时候，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多，交感神经是兴奋的，大脑和身体处于应激状态。

但这些激素的分泌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到了一个高峰点后，分泌会减少，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继续释放。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麻木、大脑空白、疲惫的感觉。

比如我们碰到一件事，特别紧急、特别让人焦头烂额，我们得调动所有的能量去思考和处理。当这件事处理完了、或者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往往会觉得很累、整个人麻木了，类似于网上说的“心都累了”。这其实是一种心身反应。

翠莹的麻木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后面每一年、每次遇到特别痛苦的事情时，几乎都出现过，而且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症状越来越严重。

Lucy对这些创伤进行了修复，引导翠莹提高自我觉察能力，当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出现时，要尽量恢复一定的理性，尽快抽离出来，避免陷入麻木状态。

第三天，翠莹告诉我，第一次接受Lucy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她觉得做完以后心情平静了，情绪还挺好的。而且她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都很依赖母亲，总希望母亲陪着自己，每当无法实现时就容易形成心理创伤。我把自创的“ASRPAS法”（中文简称“六六大顺法”）教给她，有助于她提高自我觉察、调整情绪的能力。

翠莹的妈妈也想起来那段日子，女儿刚上小学的时候特别黏她，每天打很多电话催她回家，抱着话筒哭。当时爷爷奶奶也不懂科学教育，听不得孩子哭，否则就会吓唬孩子“再哭，你妈妈就不要你了”等等，妈妈跟爷爷、奶奶关系也不好，大人之间的气氛总是紧绷着的，导致翠莹非常缺乏安全感，从小就敏感多疑。

翠莹的妈妈这时已经更深刻地意识到，孩子患病背后的叠加性心理创伤，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了。我告诉她，既然她意识到了，就更加要加强反省、改变和提升，改变家庭氛围，把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拦腰截断，母亲非常认可。

03、一次深度催眠后，她每到傍晚就心慌的症状消失了

数天后，翠莹第2次接受催眠治疗师Lucy的心理干预，处理的问题是：一到傍晚时，翠莹就会感到心慌、纠结，感觉压力很大，特别想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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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翠莹觉得这是因为精神科药物导致她发胖，所以她很烦躁，并认为只要减肥成功，她这个症状就会减轻。

但Lucy根据经验，认为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而且，翠莹发胖是药物副作用引起的代谢综合征导致的，如果她想瘦下来，那更加要解决这个情绪症状，在深度催眠下寻找、修复相关创伤事件。情绪症状快速缓解后，才能更快逐步减药、撤药。减肥就更容易实现了。

翠莹恍然大悟，觉得Lucy分析得很对。进入深度催眠后，Lucy找到了她的与这个症状相关的3个创伤事件：

第一个事件在翠莹大约12、13岁时，她读的是住宿初中，学校有晚自习，从宿舍通往教室的那条路又长又暗，女生们都会结伴而行。

有一天，翠莹的舍友们先洗好澡，没等她就已经到教室去了。落单的翠莹想到那条阴暗的路，内心忍不住害怕，只好到对面宿舍问能不能跟她们一起走，同学们答应了。

翠莹跟对面宿舍的3个女孩一起出发了。一路上，那3个女生互相说笑，而翠莹却融不进去，自己跟在旁边走着。翠莹感到非常揪心与委屈，对她们既有抱怨，也有点自我否定，“大家都是同班同学，平常关系也不错，为什么她们不搭理我呢？我做错了什么吗？”

Lucy将这个创伤事件进行修复后，引导翠莹意识到，当时那3位同学聊的是她们宿舍里发生的事，她不知道来龙去脉，自然难以参与，并非同学有意不搭理她。她心里觉得平时大家关系不错，但可能在别人心里，她只是个关系一般的同班同学，她不能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与人交往。

而且，她本来只是想找对面宿舍的3个同学一起走过那条路，壮壮胆，这个愿望和目的已经达到了，她要学会感恩。可她又开始希望能和她们有说有笑，还希望对方能陪自己吃东西，甚至是请她吃东西，这就过于“贪心”了。

第二个创伤事件是在翠莹7、8岁的时候，身边的同学放学都有父母来接，而翠莹的父母工作很忙，大部分时间是爷爷、奶奶来接她。而且回家后，爷爷、奶奶就把她放在二楼客厅，让她一个人完成作业。

翠莹感到很孤独，经常会给妈妈打电话。可妈妈要么不接，要么只能简单讲几句。有一次，翠莹又忍不住给妈妈打电话，母亲非常生气地说了她几句，很快就挂断了。

翠莹好失望，想起了前几天妈妈下班回家时，情绪失控地说，“我工作这么累，回家要受你父亲的气，还要受你的气，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回家了！”

翠莹内心非常委屈、难过，一方面她心疼母亲这么辛苦、劳累，但她又没法帮母亲做些什么，十分无助；另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只是希望母亲能够陪伴自己一小会，怎么就变成让母亲受气了呢？

所以，母亲这一次把电话挂掉后，实际上把翠莹前几天的心理创伤激活了，导致翠莹出现了心慌的感觉，担心妈妈真的会不回家、不要自己了。

Lucy将这个创伤修复后，引导翠莹更深入地理解妈妈当时为何那么忙，并理解妈妈为什么有时下班后会发脾气。客观来说，妈妈工作压力很大，跟爸爸的关系也不好，她其实也遭受了很多心理创伤，也有很多负性情绪。

第三个创伤事件与一场不成功的比赛面试有关，翠莹准备不足，又很紧张，最后落选了，她非常难过、生气，回家路上情绪崩溃了，还一顿吐槽，说面试官歧视自己，这种选拔方式不公平。

第二天，我针对翠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强化认知干预。对于翠莹的人际交往方面的弱点，我跟她深入讲了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巧，比如人际交往的“三大法则”，以及交朋友主要看的是三观是否一致。而且我们要不断自我提升，只有自身优秀了，才能够吸引到他人，交到更多的朋友。

第二个创伤暴露出她妈妈带来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在此之前，我了解到一些翠莹妈妈的成长经历，我引导翠莹要意识到，她母亲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也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比如缺乏来自翠莹外公的陪伴。

翠莹了解了母亲的经历，也更能理解母亲情绪不好时对自己说的话，心里更加释怀了。

第三个创伤则暴露了翠莹在遇到挫折时，抗压能力比较差，情绪容易崩溃。我引导翠莹要学会综合性归因，而不是一味的内归因、自我否定，又或者一味外归因、指责别人。

对于这一点，随着深度心理干预的进行，翠莹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得以大幅度修复后，她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强大；但她自己也需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才能更好地增强逆商。

翠莹也高兴地说，她到傍晚时，已经没有明显的心慌、难受感觉了。但她现在住在酒店里，环境是比较有新鲜感和舒适的，还要等到回到家里后，才能确定这种感觉是不是真的消失了。

不过，翠莹说她还有特别爱哭，以及学英语学不进去的问题。我认为这背后肯定有相应的创伤事件，后续再进一步处理。

04、为什么遇到负性事件时，她会感觉身体不受控制？

不久，因为疫情反弹，翠莹的心理干预暂停了，2个月后，翠莹再次前来继续接受心理干预。见面后，翠莹和妈妈分别跟我说了这段时间的情况：

首先，翠莹对之前深度心理干预的效果非常认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好转。

比如她会主动记录自己的情绪波动，也有了一定的自我觉察能力。有时妈妈加班，比较晚才到家，翠莹情绪也还可以。翠莹也觉得自己的情绪比起以前要稳定多了，就算有情绪波动，幅度也减轻了，注意力也好了一些。

翠莹还自学了一些编程课程，为以后做好知识储备。有时她刷朋友圈，看到一些以前的同学已经考上大学了，有的还出国了，自己却还在休学。但她没有太过于悲观，想着就当做是这些同学们先帮自己探探路，心里尚能够接受。

至于回家前处理的“心慌”症状，她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回到熟悉的环境后，还是有一点点心慌，但已经弱了很多，已经由原来的满分10分降到大约2、3分。

不过，一些“不好”的问题也仍然存在。比如有些亲戚好友来家里做客时，不经意地拿翠莹与弟弟作比较，她会非常生气，还曾经用力地将弟弟推开，朝着弟弟大声嚷嚷。

还有，她想到9月份的复学，还是会忍不住焦虑，很担心回到学校后心理压力很大，再次情绪崩溃。每次生理期来临之前，她比较容易哭泣，情绪容易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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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莹还狠狠地“吐槽”了父亲一番。“我觉得我爸还是真的好难相处，处理问题很幼稚，也没什么真正的改变！比如有时候我跟他意见不同，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结果他马上就怼我，你不也这样吗？”

翠莹觉得爸爸对待弟弟时也这样，不愿意陪弟弟，自己整天抽烟熬夜，非常不负责任。她内心深处很担心父亲是不会改变的，那她就会一直受到心理伤害，病就很可能好不了了。

我能理解翠莹的气愤和无奈，她现在的父亲和她理想中的父亲，确实还有很大的距离，也难怪她缺乏信心。

但我跟她讲了好几个案例，那些患者的父亲曾经也是非常大男子主义、顽固偏执、只认为自己是对的。可随着深度心理干预不断进行，患者遭受过的、来自父亲的创伤不断被“挖掘”出来之后，这些父亲都非常震惊、后悔，内心有很多大的触动，然后作出了很大的改变。

甚至有一个患者的父亲，喝酒喝了十几年了，患者和母亲都不相信他会戒酒，但他真的痛下决心把酒给戒了！

所以，翠莹的心理干预其实才刚开始没多久，寻找到的心理创伤还不多，也还没有真正开始处理她和父亲的关系。等到后续找到爸爸对她造成的创伤事件后，她爸爸才更有可能作出巨大的改变，帮助她加快康复。

就算爸爸还是改变不大，但随着翠莹的创伤不断被修复，她对于“父亲会不会改变”的焦虑和诉求会大大降低，因为她开始恢复真正的自信了。翠莹听了之后，非常认可。

初步的交流后，翠莹继续接受Lucy实施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这次处理的问题是，翠莹觉得自己在特别放松的时候，一旦遇到负性事件，就会变得特别紧张，然后进入一种“大脑被固定住了，周围的东西离自己很远，而身体不受控制”的状态。

这种状态让她心里很慌，很没有安全感，非常希望解决这个症状。在深度催眠下，Lucy找到了翠莹背后对应的心理创伤事件。

在翠莹6、7岁的时候，有一次她感冒发烧了，躺在房间床上。她很难受，而且看到眼前飘浮着2个巨大的黑色球体，从地面飘到了天花板，又不断地旋转、碰撞，翠莹感觉快要撞到她头上了，内心害怕、恐惧。

她想要喊妈妈，但她当时高烧到40度，嗓子都哑了，根本喊不出声。身体又因为盖着很厚的被子，感觉被压得无法动弹，只好一个人在房间待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她妈妈做好饭进来看翠莹时，翠莹眼前的2个球体才消失了。

Lucy将这个创伤事件修复后，引导翠莹意识到,她当时是在高烧下出现了幻觉，而她的大脑当时在焦虑、恐惧情绪的支配下，更加喊不出声、身体动不了。

第二天，我为翠莹进行了强化认知干预。翠莹说这次接受深度催眠心理干预时，身体非常沉，催眠的深度也很深。更令她想不到的是，以前她认为心理创伤事件都是来自外界的，但没想到自己生病也会造成心理创伤。

我更加深入地向翠莹介绍了心理创伤的形式，比如我们发现心理创伤的4个方面：强烈的负性情绪，扭曲的认知，创伤情景和画面，不适的躯体感受。

更重要的是，那天我对她的父亲进行了一次家庭治疗。我告诉他，女儿和妻子都对他有很多不满，觉得他自大、固执，经常喜欢否定别人。

翠莹父亲有点难为情，但也有点不忿。他说他也经常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