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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心目中都能勾勒出偏执型个体的虚拟形象。比如PaersSellers在经典电影《奇爱博士》中传神地刻画了一个多疑、固执且自命不凡的人物、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生活中那些性格与之类似的熟人，以及自己身上那些偏执倾向所导致的戏剧性效果。而识别那些程度较轻的偏执表现则需要更深刻、更专业的敏锐观察力。从本质看，偏执型人格是指个体习惯性地使用否认和投射的防御方式，将内部感受投射为外部威胁。而且，这种投射过程伴随有意识的狂要自大。偏执型防御机制可能在儿童能够区分内心想法和外部现实之前就已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幼儿对内部自我和外部客体极易混淆，而偏执者的本质正是误将内部感受体验为外部刺激。“病态”偏执者比“健康”偏执者要更为多见，但许多具有偏执人格的人可以在自我强度、认同整合、现实检验和客体关系的任一水平都表现正常。健康的偏执型人群经常热衷于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他们与邪恶势力抗争的欲望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副总统DickCheney被评论界讥讽为偏执狂，但尽管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却也从未怀疑过他高明的外交手段。在偏执的病态一端，连环杀手固执地认定被害者试图谋害他们，在这种投射性认同的支配下，顿生杀念；这说明偏执者不仅缺乏成熟的自我控制，其认知还与现实严重脱节。近期许多臭名昭著的杀人狂似乎都具有偏执基础。偏执者的驱力、情感和气质重度偏执的个体由于认为痛苦源自外部环境，因此常常不会攻击自己，而是把攻击指向他人。尽管他们仍有一定的自杀风险，因为有时候会担心别人伤害自己而抢先对自己下手，但其自杀风险仍然要低于重度抑郁患者。许多偏执者脾气暴戾，我们据此推测偏执者的高度攻击性和激惹性是与生来的特征。可以假设，幼儿很难控制自己的攻击冲动，更无法将它转化成积极的自我感受，此时养育者对淘气哭闹的孩子做出负面的回应，会强化婴幼儿对外界的不良印象。目前针对偏执者的气质的相关研究尚为数不多；Meissner（)的一项实验表明，偏执与婴儿期的“活跃”（active)症状（不服管教、适应困难、反应过激，以及负面情绪）存在相关，同时也与对刺激高度敏感导致的兴奋过度相互关联。偏执者不仅要与愤怒、怨恨、恶意及其他显而易见的敌意作斗争，还要承受难以抵挡的恐惧。SilvanTomkins（如，)将偏执状态总结为恐惧和羞耻的混合体。即外表自命不凡的偏执者实际上内心饱受恐惧威胁，对身边的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长期以来，分析师一直将偏执者的恐惧感称作“毁灭焦虑”；即害怕自己土崩瓦解、彻底描毁或完全消亡。任何有过极度恐惧体验的人都会对此感同身受。偏执者也和自恋者一样视羞耻为巨大威胁，但二者体验危险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傲慢的自恋者，若感到自己将被揭穿会羞愧难当，他们会竭尽全力粉饰外表，掩盖内心的自卑。但偏执者却对羞愧矢口否认，或将羞耻感投射出去，自鸣得意。把心理的能量都用来对付那些一心想要羞辱他们的人。自恋性格的个体担心暴露自己的缺点：偏执人格的个体则措测他人的恶意。偏执型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太过专注估摸治疗师的心思，因而忽略聚焦自己的内部体验，使治疗寸步难行。偏执者也有与自恋者相似之处，即强烈的嫉妒心理。不同的是偏执者会用投射来处理嫉妒，偏执者需要应付高度的愤怒和紧张。那些带有妄想成分的嫉妒和怨恨令他们觉得暗无天日，因此不得不将这些态度直接投射出去（比如深信“别人会因为嫉妒而加害于我”），但这些嫉妒态度更多从属于对其他情感和冲动的否认和投射，比如一位偏执的丈夫会否认自己脑中常有的婚外情幻想，反而坚称妻子正受到其他男性的引诱。希望与同性亲近的潜意识欲望很容易引发这一类嫉妒——潜意识中会将这种欲望与同性性爱相混淆，引起异性恋男士意识层面的恐慌，产生厌恶和否认。这种对同性的渴望如果趋近意识层面，会被投射成是妻子与男性的眉来眼去。偏执者也背负深重的内疚，他们也像对待羞愧那样对之否认和投射。我将在后文中阐述产生这种深度内疚的原因和相应的治疗方法。偏执者难以承受的潜意识内疚心理也使他们难以获得帮助：他们十分担心，一旦治疗师了解他们的内心，会对他们的罪恶与堕落感到震惊、排斥或惩罚他们。他们一直极力避免这种羞辱，将所有的罪恶感转变为来自外部的威胁。其实他们潜意识地渴望被揭穿，但却将对被揭穿的恐惧投射成揭穿他人的“真实”意图。偏执者的防御和适应机制投射及对投射的否认占据着偏执者的大部分内心世界。基于其自我强度，可将偏执者定为精神病性、迈型或神经症性。首先回顾三个水平之间的差异：精神病性来访者会将自体中令人烦恼的部分投射出去，无论这样的投射何等荒谬，他们仍然坚信不疑。比如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坚称自己那位同性恋助理下毒要害他，这其实是他自身的攻击冲动、对同性的渴望，以及幻想拥有权利的潜意识投射。由于这种投射性信念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实据，因此他更加确信自己是唯一明察秋毫的人。边缘型人格的个体现实检验能力尚存，因此边缘型偏执者会巧妙地激惹被投射对象，令对方看上去似乎正像投射的那样。这便是投射性认同：如果被投射的个体试图摆脱某种感受，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这种感受顺理成章，因此，偏执者自然觉得对方必定就是这种感受。边缘型偏执者始终致力于让投射对象与自己的想象更为“匹配”。神经症性偏执者会不知不觉地将内心的问题以自我不协调的方式投射出来。即来访者在投射时，自我会同时具有一定的观察力，在良好的咨访关系背景下，来访者的这种能力有助于他们认识到自己内心思维的外化，认识自己的投射。在初始访谈中就描述自己偏执状态的来访者，多数属于这一类型（虽然精神病性和边缘型偏执者有时也会如此，但目的多为显示自己懂行，并非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恐惧构成了投射）。有位来访者曾告诉我，那段时间他曾想象我是位声色俱厉的治疗师，但在现实中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而我由此得知他的病情正在逐渐好转。出于对投射中可能存在的真实的警觉，我说道：“既然这样，那我来回忆一下是否严厉地批评过你，”他反问道：“你就不能偶尔让我偏执一下吗？！”我有一位健康且颇有才华的来访者，性格比较偏执，一直担心我会以他的案例四处炫耀以标榜自己的才能。他猜想如果某位治疗师对我说他的坏话，我一定会欣然表示赞同。（其间，当他在治疗中感到受伤，会毫不留情地指责我的过失，从而让我的同事一致感到我对他的治疗百无一是。）尽管如此，他仍然能觉得自己的猜想似乎有点过分，直到后来他意识到：这种担心其实是自己的投射一对自己需要被接纳和赞扬的抵制，以及对这种抵制的防御性自责—这种自责经投射和付诸行动成为对我的责难。偏执者普遍需要以投射来应对烦恼，这必然导致他们频紧地使用否认及作用相似的反向形成。我们每个人都使用投射，事实上普通的投射倾向正是移情的基础，投射一移情的存在使得分析性治疗成为可能。但偏执者投射的目的是强烈地回避负性态度，这种态度使投射的过程是如此不同、使该过程充斥着全然否认的气息。偏执者的关系模式临床经验表明，偏执者在童年期的成长过程中，自我效能感曾遭受过严重的创伤；他们大多反复体验过压制和羞辱。弗洛伊德关于偏执的理论正是基于DanielPaulSchreber的案例而提出的，Schreber的父亲是一位专横跋扈的家长，他主张用严酷的躯体训练来增强儿子的意志。Schreber接受了来自父权形象的持续的羞辱，也缺乏当时的法律体系的保护。在偏执者的成长背景中，极端严厉的批评、反复无常的惩罚、毫不留情的痛斥以及难以取悦的家长都十分常见。偏执型儿童的养育者也时常给儿童树立“榜样”，儿童可以观察到父母身上多疑、责难的态度。尽管父母声称家人是唯一应该信任的对象，但儿童不难发现父母平日的表里不——暴虐的内心与友善的外表。边缘型和精神病性偏执者的家庭成员间常常相互苛责和相互讥讽，或者是在家庭成员中相对“孱弱”者，容易成为家中的替罪羊—一家庭成员憎恶和投射的靶心。根据我的经验，多数神经症一健康范围之间的偏执者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多半是温馨、稳定与调侃、嘲笑兼具。养育者如果具有难以控制的焦虑情绪，子女也容易形成偏热型人格。我有一位偏执型来访者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常常口干，她随身携带一壶热水，她觉得自己的身体由于长期紧张而已僵成为“一块水泥砖”。无论女儿有什么难题，这位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因为她承担不起更多的担忧，要么就是一惊一乍，因为她很难控制住自己的焦虑。她也无法分清想象和行为之间的界限，所以传达给女儿这样的信息：思维等同于行动。女儿形成的信念：自己的爱和恨都具有危险性。有次这位来访者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母亲，她因丈夫的霸道而与他顶嘴，她的母亲当即批评女儿误解了丈夫，称他是一个忠诚的男人，一定是女儿多疑多虑。女儿与母亲争辩了起来，母亲又关心地对她说，别激怒丈夫，否则他也许会对她拳打脚踢甚至离她而去（母亲自己就是与丈夫不断争吵，最后丈夫离她而去）。当女儿继续为丈夫的所作所为愤怒不已时，她乞求女儿往好处想想，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假设个体青春期发生这类冲突，可能是女儿告诉母亲，自己受到了父亲的骚扰，母亲非但不信，还将责任归咎于女儿太过招摇。这位母亲本意虽好，但言辞混乱，她自己年轻的时候没能体会过被抚慰的感受，如今自然无法安慰别人。在女儿性格形成的关健期，她那些忧心忡忡的建议和忐忑不安的预感助长了女儿的恐惧感的逐渐形成，结果女儿只能通过情绪的大起大落来获得稍许安慰。当我最初接待这位来访者的时候，她索求无度的性格和冷酷无情的敌视态度已经击溃了好几位治疗师。他们都视她为精神病性或边缘型偏执狂。经过多年的心理治疗，她才能真实地体验自己的生活，并意识到类似的家庭互动带给了她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上面这位母亲可以观察到形成偏执症的几种核心要素。首先，在偏执者的家庭中，客观现实经常受到扭曲，情感回应常常阴差阳错，因此，成员相互间体会到的更多是恐惧和羞耻，极少获得理解和支持。其次，养育者的否认和投射会被子女效仿。再次，原始性全能幻想在家庭互动中得到了强化，这种原始全能感造就了强烈的内疚和混乱情感的基础。最后，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丝毫无益于解决问题，而只会凭添愤怒，还会增加儿童在基本感受和认知方面的困惑。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实际上受到了隐晦的羞辱（比如上文中那位女儿，在母亲的眼中既不受欣赏，又控制不住情绪，还十分危险），因此使困惑的儿童的成长雪上加霜。而且这种困惑反应很可能会招致家庭成员进一步的批评，被斥责为不可理喻甚至满怀恶意，毕竟家庭成员的本意是多么善良。偏执者在成年后的人际交往中，会不断重复这类扰乱心智的互动方式。他们内化的客体一直扰动着他们的人际交往。如果儿童最初的养育者不仅思维混乱，而且一直处于原始戒备状态，竭力维护自己的安全和权威，互动中充满操纵控制，缺乏真情实感，那么这个儿童将来的人际交往一定会受到影响。当这样的偏执者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就变得举步维艰，而与偏执者打交道的亲朋好友很容易陷入迷茫，感到对偏执者无能为力和格格不入。当然，母亲的焦虑并非是影响这位女性来访者的唯一因素。如果成长过程中有任一重要养育者能与她建立稳定的关系，她的人格发展或许就不至于太过偏执。可惜她的父亲也是吹毛求疵、脾气暴躁、粗俗无礼，在她尚未成年时便抛弃了家庭。众所周知，这类教养环境还将导致另一个不幸的结果，偏执者宁肯先发制人，也不愿坐以待毙（“先下手为强”）。曾成功治疗偏执者的治疗师们总结道：如果儿童拥有令人畏惧的父母，且无从知晓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感受，便很容易滋生偏执、攻击的性格。偏执者在对权力间题的中科治白癜风疗效更显著治白癜风长春哪家医院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