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历史与我们的偏见

抑郁症，维基百科称“抑郁性障碍，亦称忧郁症、忧郁性障碍，是一类以抑郁心境为主要特点的情感障碍。共同表现为长时间持续的抑郁情绪，并且这种情绪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缺乏自信，感到身体能量的明显降低，无法在任何有趣的活动中体会到快乐”。诱发因素则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等多方面。生物学着眼于体内化学物不平衡、遗传和生理节律，心理学因素则包括素质应激相互作用、习得性失助和认知模式，社会因素方面研究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等。

事实上，抑郁症的如此认识，是直到近代甚至20世纪才出现的。而在此前，抑郁作一类古老的异常心理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体系下的不同的解读。抑郁症患者的身份则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被不同地定义，也有着迥异的应对方法。

在古典时期，欧洲文明与近代科学起源的古希腊，人们用体液学说来构建古典医学的基石。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以人体的四种性质各异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来划分人的四种个性。疾病的发生源于这四种体液的失衡，人格类型也由各种体液的多寡和占比决定。抑郁症最早的名称：忧郁症“melancholia”就是由希腊语的黑胆汁（“melaskholé”）派生而来。希波克拉底认为，在脾脏内黑胆汁持续变多的状态下，人会变得“对各种事物惧怕而意气消沉”。这种“忧郁汁”被认为与大地和秋天有关，是一种“黏稠、阴冷、干燥”的汁液。

值得一提的是，体液学说中的忧郁人格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抑郁症，而是一种先天的个性，用以描述一类易于忧愁抑郁，性格比较悲观被动的人群。忧郁症也比现代所表述的抑郁症的范围要宽泛，是一组包含了伤心、失落、泄气的情绪状态，时常还包括焦虑、恐惧、妄想甚至强迫症状。

在古希腊时期，忧郁症及其他异常心理患者，是作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人而存在的。明显内向、富于幻想、急性焦虑、思维离奇、定向障碍以及极端的情绪状态等，都被认为是某种类型的变态或“张狂”。他们轻蔑物质财产，一切行动违反惯例，并按照他自己的一套方式穿衣与生活，社会既不愿干涉，也不愿赞同他们的行为。而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最初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与相互疏离。如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所述：“疯癫的人与有理性的人正在相互疏远、但尚未判然分开的领域，在那个领域中，他们用一种原始的、粗糙的前科学语言来进行关于他们破裂关系的对话，用一种躲躲闪闪的方式来证明他们还在相互交流……古希腊人与他们称之为‘张狂’的东西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谴责关系。”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忧郁症是杰出才华和丰富学识的男性易患的疾病，它被认为是深思和创新所造成的危害，一个忧郁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天才。

这一时期西方对于抑郁的理解多是基于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人们用放血、洗浴、锻炼和饮食控制等物理手段来治疗忧郁症。此外，通过观察和归纳，古希腊人得到了许多与现代对抑郁症的认识一致的观点，如抑郁症发病的人格基础，以及抑郁的共病和诱发因素等。

尽管古希腊孕育出灿烂的哲学、科学、艺术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古希腊积累的知识有一部分在西方遗失了。5至16世纪由宗教教会与封建王朝主导的封建社会时期，关于抑郁的解读话语逐渐被神学取代。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瓦解后，体液学说不再流行，天主教徒强制推行他们的教条。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被解释为各种不同的恶魔、恶灵附体，或是异教徒巫术的结果，亦或是会传染的疯病。如同中世纪思想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说：“主，请你俯听我的祈祷，不要听凭我的灵魂受不住你的约束而坠落，也不要听凭我倦于歌颂你救我于迷途的慈力，请使我感受到你的甘怡胜过我沉醉于种种佚乐时所感受的况味，使我坚决爱你，全心全意握着你的手，使我有生之年从一切诱惑中获得挽救”，精神异常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这一时期神秘主义、迷信和愚昧盛行，科学与理智屈从于信仰。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祈祷和圣水替代了古希腊医学，教会当局作为绝对权威，不但不将抑郁症等精神异常者当作病患来照顾，还采用野蛮残忍的刑罚手段肉体惩罚这些被视为堕落者的患者。诸如拷打、束缚、浸泡、火烧等“治疗”手段广泛使用。社会遗弃这些病人，最极端的时候，忧郁症患者被当成巫师、巫女、异教徒，受到诬蔑和残酷的迫害至死。

尽管中世纪的欧洲处于黑暗时代，古希腊时期的医术和理论却并未被完全遗弃，而是被波斯及其后穆斯林黄金时代的医师继承并发展了。在8世纪，伊斯哈格·伊本·伊姆兰（IshaqibnImran）结合发展了忧郁症和脑炎的理论；11世纪，波斯医师阿维森纳（Avicenna）将忧郁症描述为一类抑郁型的情绪障碍，患者会变得多疑，并发展出特定类型的恐惧症。他的作品《医典》，承袭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思想体系，成为了17世纪以前中亚和欧洲广大地区主要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

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文艺复兴时代则将忧郁浪漫化。随着复兴古希腊古典哲学浪潮的兴起，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重新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忧郁症患者被重新认为是自然原因引起的体液不平衡者。而自亚里士多德始将“忧郁”与深刻、复杂甚至天赋联系起来的认知席卷欧洲，气质阴郁开始被视为有深度，脆弱的性格则被看成为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忧郁气质演变成上流社会的符号。很多人出于虚荣，声称自己患了这种“圣神的病”，这在整个16世纪蔚然成风。

直到17世纪，人们才再一次认为忧郁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疾病。其中年罗伯特·伯顿《忧郁的解剖》影响深远。作为第一本专门阐释忧郁症的出版物，伯顿第一次将抑郁症系统地从成因、症状、疗法三方面阐述，书中从外因（社会）内因（心理）双方面对抑郁心理进行剖析，并推荐食疗、锻炼、消遣、旅游、通便排毒、放血、草药、音乐甚至婚姻来治疗抑郁症。虽然作为一本特殊的文学作品，其内容以哲学和科学居多，但它的理念已经离中世纪的刑罚去之甚远。

自17世纪初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起，体液学说就逐渐受到了机械论的挑战，学者们将人体理解为一部精妙的机械，而忧郁症是机械能量耗竭的结果。在此期间，超过30种忧郁症的亚型被描述和记录，各种不同的术语被发明与遗弃：笛卡尔从哲学的观点来探讨医学，他提出了意的忧郁模型，强调精神对于身体的影响作用，突破了体液学说，将其认识提高到了意识精神的领域。受笛卡尔的影响，威利斯的化学理论、罗宾森的身体纤维模型，血气理论的机械传动观点等理论也随之提出。忧郁（Melancholy）和忧郁症（Melancholia）在19世纪也被区分开来，前者主要作为对气质的表述，而后者则用以描述病理性的情况。

虽然对抑郁症的表述越来越精确，但基于机械论的抑郁症理论的治疗却依然饱含对身体的约束，这一时代的医学思想还没有明显地将物理疗法和道德治疗分开。浸水疗法、转椅眩晕法、骑马、运动、食疗、灌肠和催吐等都是当时推荐的治疗抑郁症的疗法。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述：“长期疗法形成了，其目的与其说是医治心灵，不如说是医治整个人，医治其神经纤维及其幻想过程……医学手段原来被用来祛除罪恶，消除谬误，使疯癫回复到世界不言自明的真理，现在医学则仅满足于调节和惩罚的功用。”

很快，医生们意识到了心理治疗的必要性：“仅用物理手段来医治疯癫是徒劳无效的……若不借助于某种方法使虚弱的病人在精神上强健起来，单靠物质疗法绝不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弗洛伊德的论文《哀伤与抑郁》发表，他将抑郁在哀伤的基础上论述，哀伤的亲密客体客观上缺失，自我感觉依然完整；抑郁的亲密客体在主观上丧失，自我感觉则完全被剥夺。他相信通过心理治疗，找回自我，即可缓解抑郁情绪，这开创了心理治疗的先河。而后，精神动力流派继承了这一观点，丰富了精神分析的内涵和外延。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等不同流派开始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抑郁症并开展心理治疗。即使在现代，认知行为治疗、人际关系治疗、短期精神动力学治疗依然是是轻中度抑郁症的有效疗法。

抑郁症的生物学视角则可归至第一个对精神障碍进行分类的德国精神病学家Kraepelin。他认为抑郁症是有其病因、病程和结局的一种疾病。其病因基本上是生物学方面的,特别是遗传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它首先存在某种生物学(特别是生物化学)障碍,心理学方面的改变则是继发于生物学功能障碍之后，并建议以药物治疗。第一个专业的抗抑郁症药物异烟肼诞生于年，一群肺结核病人试服刚合成的异烟肼药物治疗肺病，却莫名地狂喜起来，于是该药物即用于抑郁症，后因出现肝损害等众多副作用而被停用。最著名的“百忧解”于年问世，它是第一个被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抗郁剂，此后的左洛复、赛乐特、喜普妙等类似药物相继问世，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时至今日，抑郁症的病理学知识仍然很有限（但治疗并非无效）。关于它的分类也存在内源性（生理层面）、外源性（社会心理层面），原发性、继发性等多个层面。因为缺少确定性，关于抑郁症的争论变成了语言上的争论：‘疾病’、‘障碍’还是‘心理状态’，我们对它的称呼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看法、诊断和治疗。

在中国，“抑郁症”是上世纪80年代的舶来品。美国学者Kleinman在湖医院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神经衰弱”是前来精神科就诊的患者得到的最多的疾病诊断。尽管在他看来，如果按照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的诊断标准，这些神经衰弱患者70%以上可被诊断为“抑郁症”。可见，在“抑郁症”被普遍认识之前，中国医学及普通民众更为接受“神经衰弱”这一称号。

“神经衰弱”的高接受度恰恰从反面解释了公众对于抑郁症的偏见。神经衰弱所暗含的“一种精神状态、正常人暂时性失范、治疗难度小”含义的反面，即是“抑郁症”在公众心里的隐喻：“一种类似于疯癫的精神疾病、病患长期无理性、治疗难度大”。罹患精神疾病的异己感使得抑郁症患者处于公众的怜悯与轻视的双重压力之中：一方面正常生活处于周围“强颜欢笑”式解读的过分怜悯下，另一方面发病状态处于身边“过度敏感”式解读的冷眼旁观中。

而从历史的视角看，“抑郁症”只是现代医学语境下的诊断标签，它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语境下的解读，仅此而已。现代医学的发展给患者以充分的治疗与关怀，也把他们置于一种福柯所言“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之下。而在这一理性与非理性断裂的秩序之下，对话、理解、支持与鼓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必要善意。

唐平.异常心理的哲学研究——从物理主义看异常心理[D].武汉大学,.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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